此时，右少卿心里已经有了一个巨大的疑问。黄佐竹是中共香港工委的书记。所以，他其实是中共在香港的最高领导人。

在潮海饭店里，冯顿给杜自远安排的是一个大套间。

让她奇怪的是，靠墙坐着的中年人怀里，竟还抱着一个皮包。好像是公文皮包。

楼下的房间都黑着灯，窗户也关得很严，没有她潜入的机会。她抬头向上看，只有三楼的房间里还亮着灯，也有一扇窗户是开着的。她明白，她只有爬上三楼，才有机会潜入进去。

那么，右少卿就不能不猜测到，这可能是一个从中共那边跑过来的人，甚至可能是中共情报机构的重要人员。他甚至可能还带着极其重要的机密。这从他抱在怀里的皮包就可以看出来。是的，他一定要是中共那边逃跑过来的人。

她壮起胆子，左手紧紧抓住窗框，右手则轻轻地伸过去，一点一点地掀开那个窗帘。她现在终于可以看见里面的情况了。

这不是绑架。被绑架的人不可能还在怀里抱着一个皮包。这个皮包早就被人抢走了，不会再留在他的怀里。

他被关在那个小房间里，不是为了拘禁，怕他逃跑。正相反，是为了保护他，怕他被人暗算。那个小房间里没有窗户，也是为了安全。

茶几上的电话不时响起来，就会有一个人小声地接听。然后，他会跑进里屋，报告刚刚接收到的情况。

右少卿挂在窗外，快要坚持不住了。她明白，她要是再不下去，就会掉下去。

几分钟后，她已经爬到了三楼。她轻轻地移动着，让双脚移到下面的窗楣上，双手抓住上面的窗台，伸头向窗户里张望。但是，窗户里有窗帘的，她什么也看不见。但她能听到，正有人走进来，并且还低声说着话。

她抽下自己的腰带，扎成一个圈，套在双脚的脚踝上。她用双手抱着突出的砖柱，再用双脚的脚尖夹着砖柱。脚踝上的皮带给她的双脚增加了力量。她如壁虎一般，开始一下一下地向楼上攀爬。

但坐床垫上的中年人却只用一种怀疑的目光瞪着他，并且不时地摇摇头，似乎很不信任他们。几分钟后，蹲在外面的两个人都站了起来。其中一个人重新关上门，并且锁上。他收起钥匙，拉着另一个人离开了。他们似乎是下楼去了。

他妈的！我现在怎么办！右少卿焦虑的，就是这件事！

她无声地攀上一道高墙，向楼房南边的狭窄后院里张望。十分钟后，她确认这里没有警卫。她无声的翻上高墙，跳进后院里。

毫无疑问，台湾保密局的人，在这里拘禁了一个人，关在那个小房间里。因为小房间的门是从外面锁上的。但这是一个什么人呢？他明显是被拘禁着，但他却可以不把自己的皮包交出去。他一直把皮包抱在怀里。显然，那个皮包里有十分重要的东西。还是那个问题，这是一个什么人呢？

不对。右少卿判断，似乎，也不是拘禁。外面的两个人是蹲下来和里面的人说话的，似乎很客气。被秘密抓捕的中共特工，也不可能还在怀里抱着自己的皮包。

冯顿代表的，则是总参情报部。他在香港有很强的力量。虽然在党内他要接受黄佐竹的领导，但在情报工作方面，黄佐竹也要认真听取他的意见。

杜自远则是由“向部”派来负责这次行动的。他其实有着类似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只不过没有这么明确说罢了。所以，在这次行动中，他才是真正的领导人。

杜自远此时，真可以说是焦虑异常了。

他到了潮海饭店后，立刻要求冯顿手下的人，给他提供台湾各情报机构在香港的所有据点。冯顿对这些大大小小的据点原来都有一些了解。但杜自远要求重新核对一遍，要明确每一个据点有多少人，并且还要有名单。

杜自远的目的很明确，他就是想知道，那个郑远山可能藏在哪一个据点里。是台湾哪个情报机构负责保护他，保护他的人是谁，也要有名单。

所以，外屋的几个年轻人，忙碌的就是这件事。他们每查清一个据点，以及里面的人员情况，就要立刻向里屋的杜自远报告。另外还有一些人，包括楚伯林带来的人，都在外面调查每一个有名有姓的台湾特务，以及他们目前所在的位置，正在从事的工作，目前有没有异常情况，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