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的局势的演变，刘羡确实认为，起事的时机正在走向成熟。

若将晋室比作一个病人，在司马炎死后，晋室的病症已经埋伏在头部，难以医治。这阶段病灶不显，病人会时不时地头晕目眩，继而导致行动迟缓，手忙脚乱，不过生活还能自理。

而到了司马遹遇害后，晋室就宣告病入膏肓，无可挽救了。不过这仅是病症初发，需要卧病在床，若是好好修养，什么都不做，也能苟延残喘一段时间。

结果到了司马伦篡位再被杀后，这就好比给头上狠狠来了一刀，结果不仅没有治愈头风，反而加重了病情。眼下病人意识犹存，但近乎偏瘫，有一半的手脚已经丧失意识。

可走到现在这一步，无论救还是不救，病大概是拖不下去了，病人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该如何续命，而是做一个抉择，到底是等病患发作致死好，还是直接安乐死好。死亡的结局已经无法挽回。

而对刘羡来说，只待病人一死，就是他起事的机会了，真正起事的机会。

因此，他此次前来河东，可谓是未雨绸缪，为这个迟来的机会做相应的准备。

由于此事过于重大，故而他一直将其深藏于心，哪怕是身边最亲近的几个人，他都闭口不谈，以免祸从口出。结果相见没多久，就被眼前这位仅见过三四面的老人戳破了。

可这种戳破并不让他意外，或者说，当老人将话说出口的时候，他就冥冥中生出一种预感，或许他出生的意义，就是为了有一天能坐在这些老人面前，聆听他们说这些话。

但刘羡还是不想把这些老人卷进来，道：“薛叔公，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但这件事关系重大，我自有定夺，眼下还是不宜声张。”

自从确立理想以来，刘羡时时刻刻都在想着复国。可问题在于，他最大的财富，安乐公世子这个身份，同时也是他最大的枷锁。

百日宴张华示威时，没有人愿意和刘羡扯上关系。说得好听，他是显示朝廷仁德的二王三恪，说得不好听，他就是朝廷最为提防的前朝余孽。刘羡的一言一行，都势必遭受到最苛刻的审视，他不能像常人般入仕，不能随意与士人交流，甚至不能随意地辞官归隐，到哪个无人的地方远游。

刘羡必须时时刻刻出现在朝廷的视线之中，一旦表现出任何对朝廷不满的倾向，立刻就会被严加针对。他成为眼下这样一个卫道士般的人物，不仅仅是因为母亲还有老师的道德教育，也是因为环境对他的必然塑造。

也正是因为同样的原因，许多和刘羡认识的人，一想到他的身份，就望而生畏，不愿与他深交。许多常人可以说的话，他们也隐瞒不谈。愿意进入刘羡幕僚府的士子，更是少之又少。

如今随着时局的发展，这种对刘羡的限制已经放松了很多，但行百里者半九十，越是这个时候，越要小心才是。

故而他再次强调道：“薛叔公，您都这个年纪了，还是好些安歇吧。”

薛懿明白他的苦衷，在最早得闻刘羡就任夏阳长的时候，他也产生过相同的担心，因此也长时间不敢与刘羡见面。但在现在，在得知朝廷具体的政局时，他又难免心动了。

老人又对刘羡道：“殿下，我了解您的想法，眼下还没到正式起事的时候。可您却决不能，将我们这些老臣排除在外……，当年我们背井离乡，被司马昭迁徙至此，距今已经快四十年了……”

“四十年，这是多长的岁月，我都快不记得了，可我依旧觉得短暂，俯仰之间，我就这么老了……”

“四十年……”听到薛懿的话语，刘羡有些茫然，四十年已经超过了他的人生长度。

感叹之后，老人沉痛道：“四十年，我们的上一辈人，那些参与北伐的人，已经尽数老死。到我们这一辈，见证过成都之乱，知道自己是亡国奴的人，也都年过六旬，已是知天命的年纪，活不了多久了。而下一辈人，他们生长在今朝，对故国没有思念，又如何不让人心痛呢？”

“殿下，我们这一生本已没有什么念想，无非是背负亡国奴的身份，就此去见列祖列宗。或许今年，或许明年，或许就在下个月，或许就在明天。即使您若下定决心，失志复国，我们这些半截身子入土的人，大概也看不到功成的那一天了。”

“可正是因为如此，殿下。”薛懿握紧了手中的拐杖，敲了敲地面，语重情深地说道：“我希望我们这些人，死的时候也有个念想，即使见到了先人的英灵，也能抬头挺胸地告诉他们说：‘社稷要复兴了！’”

社稷要复兴了！说起这句话时，薛懿忽而如触电般颤了一下，老迈的面孔上露出复杂纠葛的伤感神情。

面对如此感情至深的话语，刘羡知道他想起了什么，一定是大将军生前写下的那句话：愿陛下忍数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复安，日月幽而复明。

谁也没想到，转眼就已经四十年了。

听完薛懿的话，刘羡继而产生了一种深深的感动。他终于明白过来，复国并不只是自己的理想，其实也是这些老人的执念。虽然在平时，他们将这种执念深埋在淡漠中，但只要稍有希望，执念就会从中破土发芽。而若是自己将他们隔离在外，即使是想保护他们，他们也不会安心吧。

面对这样的老人，自己应该去相信他们。刘羡心想，这是自己家族几百年中最知名的美德，即使遭遇过无数背叛，也要敢于去相信。更何况，这些蜀汉遗民之所以会出现在这里，是自己家的错误，这是自己应该给与他们的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