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余人也多持此看法，尤其是此时司马乂与刘羡的矛盾濒临公开化，军队內部都不稳定的情况下，更应该先避战拒战。

但朝堂中也有另一股看法，如高密王司马略便进言说：“洛阳，国都也，宗庙血食之所在，社稷根基之所在。若不战而走，天下必谓我军畏战，继而非殿下而隆河间。到那时，人心一变，强弱之势转也，诸州各生异心，將士改换门面，又將如何呢？须知董卓之乱天下，便起自於弃洛阳而守长安啊！”

这种看法也不无道理，时至今日，朝廷的权威仍然是与洛阳绑定的。一旦朝廷失去了洛阳，本就不强的朝廷威望，又將落於何处呢？眼下平叛情形略有好转，可一旦丟下了洛阳，是否会导致江南的努力前功尽弃了呢？司马乂不得不做此考虑。

他来回衡量其中利弊，还是更偏向於迎战的。毕竟根据此前的情报来看，西军的兵力並不算强盛，和禁军不过相当，兵器甲仗也是平平，並不如禁军精良，尤其是敌军主帅张方，更非西军中闻名的宿將。虽然禁军疲惫了一些，可从种种因素来看，优势还是站在禁军一方，获胜的把握就算没有八九成，至少也有六七成。

唯一让司马乂深思的，便是士气问题。他將刘羡拔擢为太尉，解除其兵权，將其架空，对军中士气到底会有一些影响。可这个影响有多深，他难以把控。

最后还是司空司马越私言道：“殿下，松滋公才刚刚晋升太尉，若此时不战，军中將如何议论过往功劳？”

言下之意是提醒司马乂，这是他独领禁军的第一战，若是此时避战，军中必会將过往的功劳都归结於刘羡，而腹誹司马乂无能。那司马乂试图整顿禁军、重申权威的想法，自然也將遥遥无期了。

也正是这句话，促使司马乂下定决心，率军返回洛阳迎战。

不过在迎战之前，他需要在最短的时间內，完成对手头事务的处理。

虽然眼下还没有迁都，但司马乂还是做了迁都的准备，先取缔征东军司，转而打算在许昌建立河南行台，先將皇太子司马覃留置此处，然后以朱虚公刘暾转任大都督，灵州公傅祗为尚书僕射，西华公荀藩为车骑將军，吴王司马晏为东中郎將，四人负责整顿二州民务，接应禁军补给。

然后是削除刘羡对禁军的影响力，此前刘羡在洛阳时，安排的部分军官，包括傅畅、郗鉴、桓彝在內的前司隶府成员，全都被转入太尉府，担任参谋閒职，而不是直接参与军事。腾出来的部分军官位置，则由诸王府瓜分，以此来儘可能减小解除刘羡兵权带来的影响。

当然，还是要考虑到北军有可能插足战事。故而他任命后將军王粹为兗州刺史，专门监视北军动向，同时负责与徐州都督司马楙、青州都督司马炽的协商，督促他们派出援军。当然，其中也有王粹与刘羡是好友，不欲他参加战事的考虑。

就连范阳王司马虓，司马乂也废物利用，强制他返回幽州的范阳封国，以此来牵制征北军司可能的动作。

最后被纳入考虑的，才是如何消化河塬大营的一万西来义军。这一万关西骑兵以及松滋营，和朝廷的唯一联繫便是刘羡，稍有不慎，便会將他们逼反。若逼得他们去投奔征西军司，那无疑將会是一大败笔。

於是这段时日，司马乂反覆派人前去接洽，先去通报了刘羡升任太尉的消息，通知索靖李盛等人前来合营。索李等人自是不肯，都要求刘羡回来带兵，而司马乂对此则顾虑重重，自是不愿。

但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司马乂只得召集幕僚商议此事。中书郎裴邵献策说：“驃骑，既如此，何不遂了他们的心意，乾脆將太尉放回军中。”

此言一出，眾人譁然，司马乂问道：“哦，你要放虎归山？”

“当然不是。”裴邵从容不迫地笑道：“放还太尉之时，驃骑可另派一人，率万眾隨行合营。如此一来，驃骑名为放还，实为挟持，那些西人必不敢轻举妄动，驃骑便也能设法指挥了。”

“而一旦太尉有不轨之举，坐实了他谋反大罪，我等便可將其就地斩杀。这万余西人不及反应，无论是逃是反，都躲不过我们的眼睛，也可第一时间进行处置。”

这確实是一个办法，司马乂不禁頷首，只是要执行此事的人，必须要绝对信得过才行，该用谁呢？

这时司空司马越主动说道：“殿下，我去最为妥当。”

司马乂先是一愣，隨即意识到，確实是司马越最为合適。虽然司马乂並不认为，司马越是绝对的忠臣，但此前他告发刘羡在先，是绝不会与刘羡沆瀣一气的。有他在一旁监视，刘羡確无逃脱的机会。而且两人同为三公，一起用兵决策，名义上也说得过去。

想到这，他最终决策道：“那就这么做吧。司空负责此事，这些西人，便让他们做迎战的先锋。”

如此计议完毕，將商议的结果按各道詔令颁布之后，禁军自滎阳开拔，重新踏上了返洛之旅。(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