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民手里总拿着根木制测绳，每走十步就弯腰在地上插根木签，嘴里念叨着“坡度太陡，水流会冲垮渠岸”，然后让他记下“需加固渠堤若干米，关键部位用石料或水泥填充”。

他起初用不惯测绳，丈量时要么拉不直，要么数错计数，周作民在吼他几句后，不得不亲自指导他重新测量，直到数据准确为止。

晌午，在田野中吃饭，他捧着粗瓷碗，看着碗里的玉米馒头和玉米糊糊，忽然想起大明县衙里精致的茶点，还有一众文人举办的风雅诗会。

一些年纪尚幼的孩子无不大口吞咽着食物，妇人会低声告诉他：“快吃，吃完了有力气帮着拾柴火，不然夜里要冻着。”

他注意到，妇人手上缠着布条，指尖露出的地方结着厚厚的茧子。

“刘文书，下午跟我去盘库。”管物资的老郑吃完饭，抹了把嘴，递给他一副粗布手套，“仓库里的铁钉、木料和农具都得核清楚。前些日子，盘库少了三五斤铁钉，周屯长发了火。唉，我这脑子不怎么够用呀！”

仓库就在屯署公房后面，是整个堡寨少有的几栋砖石建筑之一，里面堆着各式物资：码得整整齐齐的粮种、捆成束铁锹、锄头农具、还有一桶桶鲸油、一罐罐盐巴和其他调料。

老郑拿着账本，每点一样，就让刘文成记一样：“新进铁钉四箱，一百零七公斤，今日少了二十六公斤，得下来核对一下用在哪了……”

“铁锹三十五把、锄头四十二把、铁镐二十六把，镰刀倒是还有很多，嗯，有七十五把……”

“鲸油还剩三罐，得省着点用了……”

刘文成蹲在地上清点农具，冰冷的铁屑沾在手套上，扎得手心发痒。

他数到第三遍才数清数目，抬头时看见老郑正用算盘噼里啪啦地算着，账本上的数字密密麻麻，旁边还画着一个个特殊的编号，标注着每种物资的位置和库存数。

“这些都得记清楚？”他忍不住问道。

“当然！”老郑敲了敲账本，“少一根铁钉，盖屋时就可能少装一块木板。多报一斤菜油，说不定就耽搁食堂几天做饭。所有物资都得对上账，要不然短了什么，自己又说不清楚，可就要被问罪贪渎，会被发配北方苦役的。”

刘文成默默低下头，继续清点库房物资。

他忽然想起自己在大明时，总听到那些府县六房胥吏聊如何绞尽脑汁地欺上瞒下，掏空地方官库，每当灾荒赈济时，都会面对空空如也的府库。

那些典库大使在出入记账时极尽潦草敷衍，从没认真管理过自己所负责的库房。

可在这里，每一根铁钉、每一斤菜油、每一把农具都连着屯民的生计。

在尚处于蛮荒状态的琼江河谷拓殖，不仅仅是垦荒，更是与天争命。

春涝、夏旱、秋冷，稍有懈怠就可能颗粒无收。

还有源源不断涌入的移民，嗷嗷待哺的工业，以及上官下达的诸多目标和任务，让所有拓殖屯民无不处于劳碌之中。

这种生存压力，成了击碎刘文成“士农工商”等级观念的重锤。

站在热火朝天的垦殖田地里，心中所念“读书人弯腰刨土，有辱斯文”想法在渐渐褪去。

因为，他发现不仅屯长周作民读过十余年的书本，乃是新华“国子监”--新洲管理培训学院结业的“读书人”，就连被他当做粗鄙之辈的民兵队长张大河竟也粗通文墨，看得懂文书，写得了报告。

而他们却终日穿行于田地泥沼之中，诸多“细作”、“粗作”活计也做得得心应手，极为熟稔，但却未曾表露任何读书人的高傲。

“在这里，能让地里的庄稼活了，让更多的移民吃饱肚子，才是真本事！”周作民曾如是说道。

某个晚上，刘文成在工作笔记里划掉了“士者劳心，农者劳力”，改成了“仓廪实而知礼节，先有仓廪，后有礼节”。

在物资贫瘠、生产不丰的拓殖区，蛮荒的土地上养不起“礼义”，活下去的务实计算，才是最实在的“德政”。

在合湾屯，那些看似琐碎的数字，其实是一个个移民的生计和希望。

他曾经鄙夷的“胥吏杂役之事“，才是新华治理的根基。

在新华做官，似乎跟大明的情形迥然相异。

“垦荒之道，非在文章，而在手足；治屯之要，非在教化，而在衣食。”

——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