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图看向国渊，眼中闪过一丝讚许。

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內，从脑中浩繁律条中精准找出有利於刘曄的条款，足见国渊律法功底扎实，是个律法一道的可造之才。

不过，在郭图这位浸淫律法十余载的律法大家眼中，国渊也仅仅是个“好苗子”罢了。

用一句话来形容郭图在律法上的天赋，那便是他见过许多律法一道的天才，但这些人都仰望著他唤他为天才。

郭图並未直接反驳国渊，只是微微摇了摇头，隨即不紧不慢地引述道：“建武十一年春二月己卯，詔曰『天地之性人为贵，其杀奴婢，不得减罪。』”

“建武十一年秋癸亥，詔曰：『敢炙灼奴婢，论如律，免所炙灼者为庶民。』”

“建武十一年冬十月壬午，詔曰：『除奴婢射伤人弃市律。』”

这三道詔书意义明確：杀奴婢的不得减罪；炙灼奴婢的按法律治罪，將被炙灼的奴婢免除奴籍为庶民；废除奴婢狩猎时流箭误伤路人后不论缘由一律判处弃市的旧法。

国渊闻言，脸上掠过一丝愕然。

在世祖光武帝曾连续颁布三道詔书以维护奴婢、僮僕的人权之前，打杀官奴这等官方財產，自然是要论罪的，但杀害属於私人財產的私奴，一直是一件无法可依的事情。

过往的观念是，私奴作为主人家的財產，便如同主人家蓄养的牲畜，想打杀便打杀，即便是虐杀了，那也不过是私德有亏，並不触犯律法。

不过世祖光武帝颁布的这三道詔令，在倚仗豪强建国的后汉，面对盘根错节的世家豪门，实际执行力很低，世家豪门打杀私奴依旧如同对待牲畜。

但在法理上，也確实是將打杀私奴定性为刑事犯罪，使得其有法可依。

也就是说，这种他妈的事怎么能公开呢？

你私下里杀了，事后给予补偿，只要別把事情闹大，这事儿也就了结了，官府通常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会追究。

但若是公开了，有了律法依据，免不了就会被清直的官员或是政敌抓住把柄，想方设法要將你拉下马来。

不过国渊倒也没有被郭图唬住，定了定神，继续从多个角度以及不同律法来与郭图展开辩驳，隨著两人你来我往，言辞交锋渐趋激烈，炒热了討论的氛围，殿內原本凝滯的气氛被搅动起来，一眾阁臣也纷纷下场参与了討论，各抒己见。

刘曄杀死私奴的事情，说穿了也是撞在枪口上了。

三公和廷尉府以及一眾阁臣恰好在修订律法，准备在世祖光武帝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保证私奴的权益，正在考虑废除奴僕卖身的“买断制”，更改为“僱佣制”。

倒不是刘辩大发善心要解放人权，站在国家治理的层面上，很难去单独考虑某一群体的利益，除非这是为了限制另一个更强大的群体。

这有利於將来的度田令推行，也有利於充实国家编户人口，並增加赋税的收入。

当然，废除买断制，有利必有弊，风险也不小。

奴僕本就是因为贫困无法养家或为逃避沉重赋税，才卖身依附豪强。

解放了这批私奴，就必须设法保障其基本生计。

僱佣制的薪酬標准、待遇保障，都需要制定周密的配套制度。

还需要考量世家豪门的应对之法，例如拒绝“僱佣制”的私奴，或是通过招收僱佣期限为99年的私奴等等。

律法设立的初衷是为了保障人权，固然是好意，却难免会在事实上招致更坏的结果。

此外还需要藉助古文学派大儒们在《大汉邸报》上造势，並利用他们在地方的影响力推动此事。

儒家士大夫们，即便內心因自身利益受损而反对，但在明面上，但儒家既然秉持了参与朝政的天然大义，那自然也休想推卸治理万民的天然职责。

正因为处在律法修订的这个微妙当口，才说刘曄这是运气不好撞了枪口。

而眼下的刘曄，正如当年商鞅变法时，身为太子却触犯了新法的秦惠文王。

儘管新律的修订以及相关配套制度的颁布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刘曄此案若处置不当，未能树立一个公正严明的先例，难免会给朝廷即將推行的一系列新政埋下隱患，开了个坏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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