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28章 再辩四民道德
《乐府新报》上刊登了山西的童工问题，但是这一次，报纸並没有对童工问题进行任何的评价。
这就是苏泽对於罗万化的要求，只做详细的报导，不做道德上的批判。
果不其然，这件事很快就在京师舆论场上掀起了討论。
正如苏泽预测的那样，童工是一个“新”问题。
人们面对老问题的时候，总有先贤的文本作为参考，可以很快的做出道德上的批判。
但是面对新问题的时候，各方的立场就很不一样了。
比如最支持工商业主的《商报》，就刊登了文章为这些工商业主辩解。
这篇文章写出，很多家境贫寒的孩子，如果不能在工矿打工，他们就要饿死了，工商业主並不是剥削童工，而是给他们一条活路。
而且僱佣这些童工都是有契书的，並不是非法的奴工，本身就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正常买卖，僱佣者不应该被道德审判。
朝廷也没有任何一条法令，禁止工商业主僱佣童工。
对这个论调，获得了工商业主们的支持，但是也遭遇到了很多朴素感情的读书人反对。
中华民族素来都有“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说法，也有尊老爱幼的传统。
这些童工的遭遇被刊登出来，还是引起了这些读书人的愤慨。
《新乐府报》上，就刊登了何心隱的文章。
文章直接提出另一个问题，如果让这些工矿业主，或者在一旁叫好的士绅，將自己的孩子送到这些工厂矿山中去劳动，他们愿意吗？
这个问题可以说是直击要害，直接让那些高喊道“僱工自由”的人闭上了嘴巴。
何心隱在文章中又说，山西的矿山不仅仅有童工问题，而是整个矿业的从业者都有共同的问题。
待遇低，劳动强度大，经常发生矿难。
《新乐府报》还做了调查，一座山西范氏的矿山，整座矿山都没有一个超过两年的矿工。
老的矿工要么是因为残疾无法继续採矿，要么乾脆死在了矿洞中，要么就是干了几个月实在干不下去跑了。
矿山的劳动强度大，成年人都吃不消，不要说是十岁多的孩童了。
但是很多矿工也別无选择。
山西地少，普通百姓为了餬口，只能投入到这些工矿业之中。
何心隱认为，是朝廷的分配出了问题，没有保护这些普通劳动者的利益。
同时何心隱又写文道：
“诚然，朝廷分配不公、未恤民力，此乃癥结之一。”
“然则，吾观山西工矿之弊，其患远甚於此！诸公只见土地兼併之害，殊不知矿山工场之利聚財敛富，其速其烈，犹胜于田地兼併百倍！”
“土地兼併，纵使豪强广占阡陌，田亩產出犹有周期之限，地力之穷。”
“即便积年累月，其富之增也缓。然工矿则大不同！开一矿，立一厂，得利之巨，非寻常农桑可比。煤铁之利、纺纱之利、诸般製造之利，滚滚而来，昼夜不息。“
“工矿业主倚仗资本，役使贫民，仅付微薄工钱，便可攫取巨利。一矿之富，可敌千顷良田；一厂之成，可聚万贯家財。其財富匯聚之速，非世代积田之地主所能企及！”
“更甚者，土地虽被兼併，失地之农尚有佃耕餬口之径，或可迁徙垦荒，苟延残喘。”
“然工矿之中，如吾报前番调查所述，矿工伤残过劳而死者眾，青壮尚且难支数年，况乎童稚？其境遇之酷烈，直如虎口夺食！一旦伤残病亡，或被工矿弃如敝履，则全家立陷绝境，退无田地可耕，进无活命之技，唯有坐以待毙。此等惨状，远非寻常失地佃农可比。”
“此等工矿財富之急剧集中，所滋生之社会祸患，恐十倍於土地兼併！”
苏泽看完这篇文章，也直呼好傢伙！
何心隱果然犀利，他直接指出了工商业最大的问题，那就是財富分配的问题。
如果不能解决財富分配的矛盾，那这些工商业主对生產资料的垄断，会比地主对土地的垄断更彻底。
普通百姓还是能够买地买田的，但是工厂矿山的投资巨大，那是一个普通百姓几辈子都赚不到的启动资金，而一个工商业主则通过高额利润继续下一轮投资生產，进而垄断社会上的大量財富。
而任何一个合格的王朝，除了元代之外，都明白抑制兼併的重要性。
果不其然，《新乐府报》的文章刊登出来，京师的百姓纷纷支持，苏泽看完也十分的感慨，何心隱確实厉害，差一步就要提出生產资料学说了。
《商报》见状也立刻撰文反击。
《商报》的主编范宽亲自主笔，他在报纸上引用苏泽的话反驳：
“商有商德，山西乃是开徵商税的地区，商税纳税就是履行了四民道德。”
“工厂矿山的契约都是这些工人签字画押的，也並非工矿主强迫他们在这里工作的，工矿主只是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又哪里违反了四民道德？”
“工厂矿山的工人贫困，也不是工矿主造成的，又怎么能將过错归结到工矿主的头上。”
“而工厂和土地不同，天下的土地是有数目的，但是工厂是没有数目的，也没有人会限制別人开办工厂，这样又谈何兼併？”
罗万化看完了之后，怒道：
“无耻商贾！竟然拿子霖兄的话来为自己辩解！”
罗万化本身就是非常有正义感的人，在刚开始的时候，他就想要在《乐府新报》上抨击童工的现象。
只不过苏泽阻止了他，只让他做了如实的报导。
罗万化憋著一股气，又看到《商报》如此无耻的狡辩，更是气不打一处来。
他对著苏泽说道：
“子霖兄，如果任由这些商贾再这样曲解你的话语，岂不是在败坏你的名声？”
“子霖兄，该反击了！”
苏泽看著《商报》，只能感慨思想和书籍之间的差距之大。
圣贤的文本本意是什么，估计已经没人愿意了解了，大家引用圣贤的话，不过是为了给自己的观点增加例证罢了。
王阳明还没死多久，心学已经被他的门生弟子们魔改出了这么多的分支，甚至心学中还有一派和王阳明批判最厉害的程朱理学勾勾搭搭。
苏泽还活著，《商报》就敢拿著他的话来辩论，將自己“四民道德”中的商人之德，曲解成了“商人只要纳税就完成了道德义务”，这明显就是商人利用自己的话，来逃避社会道德的责任。
苏泽笑著说道：
“一甫何必著急，他们这些荒唐之言，只要是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他们是诡辩，又怎么会因此败坏我的名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