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两人震惊之色后，朱由校继续说道：“此书成，著礼部颁行学宫。凡童子试必诵其纲，乡会试必考其要，殿试策问当引为绳墨。使士子未入仕先畏法，既食禄常惕厉。朕以刀笔铸镜，照见五蕴皆空；以丹青画皮，尽显百鬼魑形！”

他的声音愈发激昂。

“后世有司若读此鉴而蹈覆辙，非愚则狂，当以人彘饲豺虎。尔曹其勉之！“

皇帝將话说完，这下子，就连孙承宗也绷不住了。

若是將此书放入科举，那些被写入书籍的贪官污吏，那可谓是遗臭万年了。

但此书...

必定会遭到士林强烈反对。

因为这动摇到了东林党人，乃至所有文官系统的根基。

歷史上，也不是没有皇帝这么干过。

永乐十二年颁行《四书五经大全》，统一科举解释权，彻底排除其他学派（如陆九渊心学）。

嘉靖十年以“大礼议”为由，要求策论题增加《孝经》內容，但未突破四书五经框架。

孝宗曾欲增《大学衍义》为科举书目，遭內阁首辅刘健反对，称“祖宗成法不可轻改”。

万历二十二年欲將张居正《四书直解》列为科考参考，遭御史弹劾“以私乱公”而罢。

也就是说，在明初的时候，皇帝还是说话算话的，插手科举制还能成功。

越到后期，皇帝的话就越不管用。

文臣对科举的把控更加深入。

到了如今，可以这么说，科举是文官系统自治的堡垒，皇权仅能在边缘调整。

因此，袁可立斟酌片刻，还是说道：“臣闻圣王製法，必因时势。今《天鉴》之录，诚如明镜悬堂，然骤改取士之制，恐失天下士子之心。昔孝庙欲增《大学衍义》，刘文靖以'祖宗成法不可轻改'諫止；神宗推《四书直解》，言官劾以'私乱公义'而罢。非不欲清吏治，实恐矫枉过甚，反伤国本。”

陛下，你疑似有些太激进了。

而朱由校却不这么认为，他詰问道：“卿不见嘉靖朝严氏父子乎？门生故吏遍天下，罪状昭昭而无人敢劾！”

“陛下明鑑！”

袁可立见皇帝铁了心，苍声愈急：“永乐颁《五经大全》在开国鼎新之际，今承平二百五十年，士林根系深固。若强令童子诵《天鉴》，犹使新苗灌以沸汤；令进士引为绳墨，必致銓选尽成党爭。伏望缓图之，先颁州县以警墨吏。”

“迂腐！”

朱由校皱眉，若他连袁可立都说不过，如何说动天下人，然后插手科举？

皇帝厉声驳斥道：“朕闻宋时包孝肃铸贪泉碑，未闻士子因此不第。尔等总以'祖制'搪塞，岂不知太祖《大誥》初颁时，何尝不是新制？“

孙承宗见势不妙，急趋前解围：“袁公非阻圣意，实虑清流藉机誹谤。不若仿《洗冤录》例，命刑部编纂成册，暂不列为经义...”

朱由校仰天而笑，说道：“二卿何其愚也！朕使贪吏之名永鐫青简，正为破其'清流'幻象。尔等可记得万历三十八年科场案？那些自詡清正的考官，收受的贿银可曾少过阉党！”

袁可立汗透重衫，犹自抗辩：“然科举乃抡才大典，若与刑狱相杂，恐寒门学子...”

“寒门？”

朱由校嗤笑一声，他不知该说袁可立是聪明，还是愚蠢。

“真正寒门岂读得起四书朱注？朕就是要让蒙童开卷即见《天鉴》，使'三年清知府，十万雪银'的混帐话，从此绝於天地之间！”

大明朝到了如今。

祖制还要盲目遵守？

明明知道这事是对大明朝来说是好事，却因伤及某些人的利益，而以祖制抗辩。

明明知道有些事情对大明是有害的，却因有利於某些人的利益，而坐看其祸乱国家。

他御极近月，左顺门跪諫的大场面都见过了。

如今满朝大半都是他提拔上来的官员。

朱由校倒是要学赵高『指鹿为马』，看看这朝堂之上，到底还有多少『清流』！

你们...

还敢党爭吗？

不服？

来个集体辞职给朕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