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著大家一副不解的样子，郑副厂长解释道：

“这些年，隨著城市就业压力的与日俱增，已经有大约100万广大城镇知识青年响应號召，投身到支援农村和边疆建设的伟大事业中。

可即便如此，目前城市里依旧有两三百万的待业青年，他们的就业问题就像一块沉甸甸的石头，压在领导们的心头。

要是能在工业行业全面推行这种轮班制度，那將会创造出极大的就业需求！

现在全国工业企业职工大概有1500多万，如果能把那些连续生產企业的三班倒改成四班三倒，您想想，能一下子增加多少就业岗位？

100万？200万？

还是300万、400万？

说不定真能解决城市待业青年这个老大难问题。

这一制度一旦推行，对全国重工业的用工形式来说，无疑是一场意义深远的重大变革。

这已经不再仅仅是咱们厂內部的事情了，它完全有潜力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成为解决就业难题、推动国家发展的一剂良方啊！”

陈安听到郑副厂长这番慷慨激昂的话语，顿时愣住了。他之前確实只著眼於解决厂里的实际问题，压根没往这么深远的层面去思考。

不过，他很快回过神来，脑海中迅速浮现出未来关於知识青年支援农村和边疆山区建设的一系列数据。

他知道，如果一切不改变。

为了缓解城市劳动力过剩的严峻问题，在未来二十年间，还会有大概1600到2000万的知识青年踏上支援农村和边疆山区的征程。

其中，69年会达到第一个高峰，当年支援人数高达267万；

75年和77年又分別出现第二、第三高峰，人数分別为236万和171万；

最终支援人员总数可能达到2000万人左右。

而引发这一持续二三十年政策的根本原因，正是城市就业岗位的严重不足，城市劳动力大量过剩，只能让农村来承担过多的城市青年劳动力。

当然，这项政策也取得了不少积极成果，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村百姓的文化水平，

改善了农村落后的面貌，也推动了边疆和山区等地的经济发展，为农村和偏远地区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这过程中，还发生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跡，展现了一代青年的担当和奉献。

但不可否认的是，也有个別青年在这场浪潮中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遭遇到了不少的欺凌和磨难。

在现实世界中，国有企业是在80年代才开始逐步採取四班三运转的制度。

而如今，如果能提前在全国范围內大力推广四班三倒的轮班制度，

隨著经济的蓬勃发展，未来二十年多解决2000万的就业人口，似乎也並非遥不可及的梦想。

陈安心中暗自思忖：“要是真按照这个方向发展，自己这一不小心，岂不是把青年下乡支援的政策给搞没了？

青年下乡或许將不会发生，或者即便发生，规模也会小很多。”

想到这里，他既感到一丝忐忑，又隱隱有些期待，期待著能给未来带来积极的影响。

听著郑副厂长分析，杨书记坐不住了，如果今天他们谈论的事项未来能列入国策，那该是多大的功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