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风带著寒意吹过黄鹤楼，吹过清理乾净的码头，吹走了武昌府里的瘟疫。肆虐了数月带走无数生命的瘟疫，终於在冬天，偃旗息鼓。曾经冷清的街道渐渐有了生气，行人裹著衣，穿梭於城市为生活而忙碌。

府衙籤押房內，炭盆烧得正旺，驱散著冬日里的寒意。秦思齐坐在角落一张属於自己的小书案后，面前堆满了帐册、公文和算盘。他不再是初入府衙时那个怀揣济世理想、眼神明亮的献策少年。

此刻的他，神情专注手指在算盘珠上飞快地拨动，发出清脆而规律的噼啪声。

瘟疫的阴霾散去，府衙的事务重心转向了灾后重建与恢復秩序。码头已经疏通，来自湖广腹地、江西乃至成都和更远地方的粮船，终於能够再次停泊在武昌码头。一袋袋粮食被扛上岸，堆满了官仓和商栈。

药材、布匹、盐铁等生活必需品也陆续运抵。这些物资，如同新鲜的血液，注入了武昌城这具刚刚从死亡线上挣扎回来的躯体。

秦思齐负责的，正是这庞大物资流转的核心环节，钱粮帐目的核算与上报。他每日的工作，就是对著如山般的入库单、出库单、工賑名册、药局领条，进行著加减乘除。每一笔款项的来龙去脉，每一石粮食的流向，每一两银子的销，都在他手中的算盘和笔尖下变得清晰无误。

在这个过程中，他见识了太多。他看到负责採买的吏员如何巧妙地虚报价格、以次充好；看到管理工賑的班头如何在民夫的口粮里剋扣斤两，中饱私囊；看到一些地方士绅如何借著捐输的名义，行请託之实，试图在后续的商贸恢復中捞取更大好处。

这些猫腻，如同阴暗角落里滋生的苔蘚，在看似光明正大的帐目缝隙中顽强地存在著。

曾经，他会愤怒，会不忿，会想著如何向李通判揭露。但经歷了码头泥泞中的鞭笞、李通判那番各安天命论调，以及母亲那双充满担忧的眼睛后，他选择了沉默。

他不再是那个傻不拉几想改变这个古老国度的愣头青。他清晰地知道自己的位置：一个算帐的幕僚，一个记录者，而非裁决者。

他学会了將看到的不平、不公、不义，如同记帐一样，清晰地记在心里，却绝不在脸上和言语中表露分毫。他谨守本分，只负责將最终的、经过他覆核的帐目数字，工工整整地誊录在公文上，呈递给李通判。

在完成繁重的帐目工作之余，秦思齐找到了新的学习途径。他利用整理归档旧公文、誊写新发政令的机会，如饥似渴地阅读著官府发布的各类时策政令。这些公文，大多出自府衙经验老道的刑名、钱穀师爷之手，或是省里、京城下发的邸报、宪牌。

他惊嘆於这些文字的精炼与力量。一份关於“招抚流民，復垦荒田”的告示，寥寥数百字，便將朝廷的恩恤（蠲免赋税）、地方的职责（划拨荒地、贷给种子耕牛）、流民的义务（限期归籍、安心耕种）以及违令的后果（严惩不贷）阐述得明明白白，恩威並施，逻辑严密，让人挑不出错处，也生不出太多抗拒之心。

又比如一份关於“整顿牙行，平抑粮价”的宪牌，引经据典（常平仓法），分析利弊（奸商囤积居奇，民食维艰），提出措施（牙行登记造册、限定佣金、官府监督糶糴），层层递进，有理有据，既体现了朝廷的“恤民”之心，也照顾了正当商贾的利益，更將执行的责任巧妙地分摊给了地方府县。

还有关於“清理河工积弊”、“严查私盐贩运”、“整飭驛站驛传”等等政令。秦思齐发现，这些看似枯燥的公文背后，蕴含著极其深厚的政治智慧和语言艺术。

如何將复杂的事情用最简洁、最权威、最不易被曲解的语言表达出来？如何在有限的篇幅內平衡各方利益，明確权责，规避风险？如何引述律例、圣諭来增加权威性？如何措辞才能既达到目的，又不至於激起太大的反弹？这些，都是他从未在圣贤书中学到的，却是无比实用的“官场生存术”和“治理方略”。

他尤其留意那些由李通判亲自起草或批阅过的公文。李通判的文风，犀利中带著老辣，务实中透著圆融，尤其是在处理那些涉及多方利益博弈的事务（如之前摊派富户捐输、强制徵用大户空房等）时，其措辞之精准、尺度拿捏之到位、责任切割之清晰，让秦思齐不得不嘆服。

他渐渐明白，李通判能在瘟疫中力挽狂澜，靠的绝不仅仅是勇气和运气，这份深厚的官场功底和嫻熟的公文写作能力，才是他真正的依仗。他像一块乾燥的海绵，在沉默的算帐间隙，贪婪地吸收著这些来自权力核心的“养分”。

隨著航运的彻底恢復，武昌作为“九省通衢”的枢纽作用重新焕发。堆积如山的粮食、药材，在官府的调度下，开始有序地分发。

武昌城內的济疫坊终於彻底关闭了最后几个病区。剩余的粮食，一部分用於继续维持城內以工代賑（如修復城墙、疏浚城內沟渠）的消耗，一部分则作为常平储备入库。

更重要的是，按照李通判早前定下的权宜之计和后续的统筹，一部分粮米和集中採购的药材，开始分批装船，运往黄陂、江夏、汉阳等受灾严重的下辖州县。

虽然数量远远不足以解决根本问题，杯水车薪，但终究是救命的东西，加上李通判以府衙名义下达的措辞严厉的督飭公文（要求县令开仓、劝募士绅、组织自救），至少在表面上，暂时稳住了局面，遏制了瘟疫大规模復燃和流民潮衝击府城的风险。

这些粮药的分发和运输记录，最终都匯流到秦思齐的案头。看著这些数字，心中已无波澜。他清楚地知道，这些物资的流转，与其说是救灾，不如说是李通判巩固自身权力、积累政治资本的重要一环。

每一石运往下县的粮食，都伴隨著一份彰显李通判心系黎庶、统筹有方的功劳簿；每一份要求县令自救的公文，都是在將地方可能的失误和责任提前切割出去。这是一场精密的权力运作，而物资，只是其中的棋子。

这一日，刚入冬不久。李通判身边的僕役来到秦思齐的耳房，恭敬地传话：“秦先生，通判大人请您过去敘话。”

秦思齐放下手中的笔，整理了一下衣袍，跟著僕役走向李通判那间宽敞明亮了许多的籤押房。房內温暖如春，炭火烧得很旺。

李通判气色红润，眉眼间是掩饰不住的春风得意。瘟疫的阴霾一扫而空，码头疏通、粮药转运、疫情平息，这一桩桩一件件，都是实打实的政绩。更重要的是，来自省城和京城的消息都颇为乐观，事跡已被有心人上达天听。高升，已是板上钉钉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