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这个时候，沈平金额手称庆，知道自己算是躲过了一劫。

不过，到了后来，沈平金原来的姑娘们虽然大部分都从良了，但仍有一些姑娘感到收入不够，难以养家。头一个来找沈平金的，就是阿玉姑娘。

解放以后，阿玉姑娘也从了良，在一家小印刷厂里当了捡字工。工作很辛苦，收入却很少。可是，她有一大家子人要养活呢。父亲的腰伤更严重了，彻底不能再拉板车了。母亲仍然病着，强撑着『操』劳家务。阿玉姑娘望着下面的几个弟妹，要吃饭，要穿衣，还要读书。所有这一切都要钱呀。有时阿玉看见父母的眼神，是那种悲凉的说不出话来的眼神。

阿玉姑娘犹豫再三，就又悄悄地找到沈平金，希望他还能给她介绍一些客人。

她说：“沈先生，家里实在支应不过去了。我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求沈先生了，要是有合适的人，请沈先生给介绍一下吧。”

这个时候，沈平金也觉得风声似乎已经过去了。贸易这一行，现在更不好做了，就又把这个皮条生意悄悄地做了起来。他很谨慎，只找他比较信得过的姑娘，也只为熟悉的朋友介绍姑娘。

所以，到了沈平金的哥哥请他帮助，以求和他梦中的女职员成一次好事的时候，这个沈平金仍然在做着他的皮条生意。

论是在解放前，还是解放后沈平金重『操』旧业的时候，有一种人他是一定要养的。这种人在旧社会有一个很难听的称呼，叫“**”。也有人叫他们“龟儿”的。

右少卿手里攥着顾尚宾的小照片，一家一家在那些小教堂里寻找，逐一观察那些教友和教会里的工作人员。十几天后，她终于在一家救济会的会所里发现了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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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是个傍晚，她慢慢在教友之间穿行，向那个她认定的人接近。当教友们的祈祷结束的时候，她已经走到那个人的身边。

现在沈平金养的“龟儿”很少，只有一个人，叫孙。

她低声说：“顾先生，魏先生让我问候你。”

沈平金对这种情况自然是不能允许的，他的首要目的也是要挣钱的。于是，对有些他不放心的姑娘出门，他就要派“龟儿”监督她们。她们一出了客人的房门，“龟儿”就会上前抄走她们身上的钱。但也会给她们留一半。这就是沈平金人虽坏，却有下限的地方。

孙很小的时候就是一个流浪儿，在大街上以扒窃为生。他人不大，却身手敏捷，几乎就是手到擒来。所以他才会有这么一个名字。他后来行窃的时候被人抓住，打伤了脸，留下一条很长的疤痕。所以，别人也会叫他孙疤。反正这两个名字叫起来都是一个声音，倒也所谓。

一九五四年快到年底的时候，刘溪使用的短波电台突然发生故障，不能再用了。

这一天，沈平金把他的哥哥送走，就开始注意哥哥『迷』恋的那个少『妇』。他说他会注意她，但他不可能天天坐在前盯着呀。所以，这一天他再次在前看见那个很漂亮的少『妇』时，就把孙叫到跟前，让他注意这个女人，要他探听有关这个女人的一切情况。

他考虑再三，就和右少卿商量，想让她跑一趟香港，争取和自己人取得联系，再带一部电台回来。

那个穿着黑袍的人猛地向她扭回头，严厉甚至凶狠地盯她一眼。

那时，他们武汉第五潜伏小组的工作已经走上正轨。组员们按照分工收集整理情报也已经轻车熟路，很轻松地按照右少卿规定的收集范围，收集各种各样的经济情报，并且按照每周一次的频率，向台湾发送他们著名的长电文。

他所以想到去香港，是因为他当年离开云南保安司令部，准备回武汉潜伏的时候，曾经偶然听到一个情况。他手下一个叫顾尚宾的科长，将要去香港工作，任务是为国内的潜伏人员募集资金。他的工作地点，大概就在香港九龙的一家教会的救济所里。

魏铭水对这种情况就很着急。他并不关心他们小组发出的经济情报究竟有多大价值，他关心的是台湾方面定期汇来的经费。

他只是没有想到，他的电台会出现故障。

但是，这个时候，他们的电台突然发生了故障，不能用了。这种情况不仅让魏铭水紧张，让台湾的保密局紧张。甚至国内的反特机构也感到紧张，因为不知是否要发生什么意外的情况。

祈祷结束后，顾尚宾离开救济会，向另一边的休息室走过去。右少卿慢慢地跟过去，走到他的身后一步远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