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周总理又说：“但是，在十五日之前到达，可能有困难。因为根据医生的嘱咐，我要在动手术的四个星期之后，才能乘坐汽车旅行。这个可以不去考虑。我就是现在出发，也可能来不及呀。因为从昆明到中缅边境需要五至六天时间。因此，我最快也要到四月十四日才能进入缅甸境内。再到仰光，可能还需要一至两天的时间。因此，请大使先生将这一情况转告吴努总理和尼赫鲁总理，请他们原谅。”

当天晚上，吴拉茂大使将周总理的意思报告了缅甸的吴努总理。

四月四日，吴拉茂大使再次拜见周总理，并带来了吴努总理给周恩来的信函。

吴努总理信函的内容如下：

尊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阁下：

我抱憾地从吴拉茂大使那里获悉，你最近因为急性阑尾炎而动手术。鉴于你目前的健康状况，我决不建议你沿陆路从昆明到畹町。

一九四〇年，我自己曾经走过那条路。因此我知道，在你目前的健康情况下，这一旅程对你将会如何疲惫。所以，我请求你和你的一行人，在十三日而不是十四日直飞仰光，如果这是可能的话。

这就会使你在踏上去雅加达的另一段疲劳的旅程之前，在仰光有点好好的休息。万隆的会议本身，也将是一个很累人的会议。因此，我请求你在会议以前，在仰光有点好好的休息。至于边境的会晤，你和我在这里会面时，可以把它安排在你完全恢复健康以后的一个方便的时间。

陈主任也看见了这封信函。他心里更坚定了让周总理乘飞机去仰光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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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单中总计有以下物资：设备（精加工机床、输电设备等）、纺织机器（包括毛条、纱线等）、金属器具（有色金属制品、工具、刃具等）、研磨料（金刚砂、砂纸、腐蚀剂等）、化工产品、染料，等等。

第三、则是人员。其中一类是专职情报人员，驻守在一些据点或联络站里。还有一类是以合法职业为掩护的情报人员。正是这后一类人员让远在北京的陈主任深为震惊。正是前面说过的一句话，表面上管理香港各行各业的是港英政府，其实却是台湾的特务机构在暗中控制。

时至今日，冷静而言，这架属于印度国际航空公司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正是陈主任制定的“星辰”计划里的一个核心因素。没有这个核心因素，“星辰”计划就无法实施，至少得不到有效实施。

但是，再精确的计划也有难以避免的意外。陈主任和“向部”都没有想到，他们精心制定的“星辰”计划，却因为外交部的一个严重疏失，造成震惊中外的悲剧。

这时，黄佐竹就利用这个机会询问冯顿的生意进展情况。

这一天夜里，当他们把新的一份名单交给楚伯林后，三个人都稍稍松了一口气。

大体而言，台湾情报机构在香港的组织和人员，可以分为三种情况。

冯顿抽着烟，点着头向他说：“快了。他的‘蜀川’号只是简单维修，各种手续也快办好了，大概这几天就可以起航了。”

第二、是台湾情报机构在香港掌控的一些外围组织。例如某些工会、商会、媒体，还有各种各样的同学会、互助会等等。名目繁多，样百出，数不胜数。

正如陈主任发给杜自远的密电里所指示的一样，此时，“星辰”计划已经启动。只是没有人察觉，甚至没有人知道罢了。

杜自远等三个人研究确定后，这些人的名单就会交给外屋的楚伯林，以及冯顿手下的几个人。他们就会安排自己的人，对名单上的人进行监视和跟踪。

冯顿接过这个货单一看，自己也啧起了嘴。他明白，这个货单一定是国内经济建设最急需的东西。这个急需，甚至已经到了急不可耐的地步了。

比较奇怪的是，从那时一直到今天，从来没有人问一句：中国政府为什么要包租这架飞机？

事实上，台湾保密局的所有情报人员，也正是被这架飞机迷惑住了。他们都相信这是一架政府包机，乘坐这架飞机的，一定是周恩来率领的中共代表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