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是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黄佐竹和香港鸿亚公司总经理冯顿，也不知道有一个“星辰”计划，并且已经悄然启动。他们只知道，杜自远正在执行一项重要任务。他们两人都接到国内的指示，必须尽全力配合杜自远的工作。以上这个清单，看着是不长，其实却是包罗万象的。其中仅精加工一项，就有数十种之多。无论是采购还是运输，都要费一番周折的。

他说：“老冯，于志道的船，什么时候可以开始运输业务？”

所以，综合以上情况，更合理的猜测是，周恩来总理是知道“星辰”计划的。这个计划甚至是经他批准的。也许对他来说，陈主任就是“星辰”计划的执行人。

吴努总理的信函，事实上是要求周恩来总理乘飞机抵达仰光，而不是经陆路，并且要求抵达的时间是四月十三日。

杜自远心里最清楚，“星辰”计划要对付的，主要就是这两部分人。

但是，中国外交部又确实通过中国驻印度大使馆，从印度国际航空公司包租了“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并且特别声明是政府包机，用于参加在雅加达召开的亚非会议。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豪华，有八十一个座位的飞机。

第一、是货真价实的情报组织以及这些组织在各处的据点或联络点。例如，保密局香港特别情报站，站长关锦州。其下属的据点则包括界限街41号、窝打老道的怡和公司，以及炮仗街的“资料组”，等等，约有数十处之多。此外，台湾的国家安全局、中二组、中六组等等，也在香港设有情报机构，只是都不如保密局香港情报站的力量大，人员多。

杜自远每天夜里和黄佐竹、冯顿分析研究的，也是这两部分人。一是看他们与其上级情报组织的隶属关系，二是看他们所处的职业岗位。

这时，黄佐竹就从自己的皮包里取出几页纸，递到冯顿的手里，“老冯，这是国内刚刚送来的货单，你看一看吧。”

后面的故事，容在下慢慢叙述吧。

旁观而言，从一九五五年二月十日，周恩来总理正式复电印尼总理沙斯特罗&#8226；阿米佐约，告诉他，中国政府决定参加亚非会议的那一天起，至四月四日这一天为止，无论是外交部，还是周总理和陈主任，从未考虑过让中国政府代表团，经香港乘“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前往雅加达参加亚非会议。因此，也就不存在什么周恩来总理“临时”改变行程的问题。

外人不可能知道的是，就在随后的几天里，陈主任凭借手中的权力，在暗中给外交部、民航总局和空军司令部，都施加了巨大的压力，要求他们必须按时完成任务，并且严格保密。

“外卖部”呀“外卖部”，让人对你说什么好呀！

杜自远给他们的任务非常明确，就是秘密跟踪和监视，记录他们的一举一动。

信函末尾有吴努总理的签字，时间是：一九五五年四月四日。

所以，这三个人每天夜里都要聚在杜自远在潮海大厦房间的里屋，按照杜自远的要求，分析和研究台湾情报机构在香港的组织情况和人员分布情况。

杜自远正是根据以上情况，特别关注的只有两部分人，一是货真价实的情报机构里的专职情报人员，二是潜藏于香港政府各系统重要岗位上的台湾特务，如香港的各级政府、法院、警察、媒体，以及在比较大的社会组织中潜藏的台湾特务。

冯顿掂着这份货单，为难地说：“老黄，这些物资，可不是短时间就能解决的。”

黄佐竹点着头说：“我知道，我知道。但这些都是国内急需，你尽快想办法吧。”

冯顿想了一下说：“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那个于志道，怕他跟我耍什么招呀！”

这时，杜自远抬起头，笑着说：“老冯，你其实不必担心。我已经跟你说过好几次了，这个于志道为了赚钱，是什么生意都敢做的。关键的一点是，你要让他挣到钱，最好是挣到大钱。”

冯顿说：“老杜，这个我也知道。但是，有一点让我很疑惑。我上次跟你们提起的那个左少卿，我已经弄清楚她的身份了。她就是保密局的一个情报人员，是专门研究分析大陆方面各种情报的，而且她还非常精明。她和于志道在一起，我担心台湾那边是不是有什么鬼招。我要是赔了钱，又没有买到货，那我的罪过可就大了。”

杜自远听他这么说，心里忍不住就有一些恍惚。他并不知道冯顿提到的这个左少卿，就是他一直怀念的那个左少卿，因为不是一个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