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有许多人依附於寺庙道观，以僧道避国家赋役。

武德四年，朝廷检括户，得户仅二百余万，去年又再次括检，便有三百余万了。

三年时间，当然不可能户口增加近百万，主要还是检出了许多隱户逃丁等。

如今的户籍管理，还不到位，不仅有大量隱户逃户，也存在登记户籍的百姓，也有虚冒错漏的情况，家有四五口，可能只登记了两三口。

明明有丁壮两三人，却只记一丁的，诈老诈小的情况很多。

房玄龄认为，如今天下人口三千万应当有，但不入籍的估计有千万，而户籍里隱漏的也有很多。

户籍，

对於封建王朝来说至关重要，

尤其是对大唐来说越发如此大唐的国家基本赋役制度，就是户和丁。

租庸调製，便是按丁征租调，派役。而义仓粮、户税钱，则是按户分等徵收。

户、丁数据有问题，则影响国家税赋。

没有户籍，自然也就没有赋役这也是大量百姓逃户的原因。

奴隶、僧道也是不纳赋税不服役的。

房玄龄认为如今天下人口起码有三千多万，这是合理的。

就算扣除掉一千万奴隶，那么也当还有两千万人口。

这意味著，至少有八百万的隱匿人口，至少有二百万丁，若是纳入户籍，徵收课役，

二百万丁，一年租粟就达到四百万石，还有一百万匹调绢等。

每丁一年还要为朝廷服二十天免费劳役，这意味著有四千万个劳役工时。

对於朝廷来说，

这个数字很惊人。

房玄龄认为，应当全面清查户籍人口，大索貌阅。

当年隋文帝统一天下，就曾大索貌阅，由州县官吏，按户籍登记上的年纪、体貌进行核对，

现在百姓隱匿户口、诈老诈小的现象极为严重，直接影响到国家財政收入和对劳动力的控制，

为了查实应纳税和负担役的人口，检查是否谎报年纪，如有不实，里正村长等要办罪。

“陛下，开皇初年，隋朝户口仅三百八十余万户，到大业五年，便增加到八百九十余万户，不到三十年间，户口增加一倍有余，大索貌阅政策立下了很大功劳。”

李逸坐在殿上，

听著房玄龄的建议，说实在话，他心里並不是很支持。

之所以有那么多百姓逃户，最主要原因还是无力承担赋役，而究其根本，就是均田制的不到位理想状態下，均田制，每丁授田百亩，然后才是以此为根基的租庸调製，每丁纳租粟两石、调绢两丈、绵三两，並每年为国家免费服役二十天。

租庸调的根基是均田。

一个壮丁，如果能授田百亩，那他承担的租庸调自然也不算高，可问题是，除了边疆，

內地很难授田百亩，

越往后越是如此。

授田百亩和授田三四十亩，甚至只授一二十亩，和没授田，都承担一样的税赋，

这自然就不合理若摊到田亩上，租两石粟，一亩相当於是两升。可如果授田一半，这一亩就提高为四升了。

要是没分到田地，那这两石粟可就负担极大。

另一方面，

贵族官员、士族豪强们，占有大量田地，可不管田地多少，也是按丁来徵税赋，甚至官身还能免课役。

就如之前李逸拥有万顷田地，可他是免课身份，一石粟都不用缴纳。而罗家堡一个入籍了的村民，可能只分到了三十亩地，却还要缴两石粟、两丈绢三两绵。

租庸调製很不合理。

这几年，朝廷设立义仓粮，实际就是地税，可是按户徵收还是按亩徵收，其实这几年也是反反覆覆。

说到底，

还是那些大官僚大地主们在反对。

按户征义仓粮，田地再多，也最多缴个五石粟，但如果按亩徵收，亩征两升，李逸若有一百万亩地，那可就要纳两万石粟，相差四千倍。

朝堂之上，

谁不是拥有许多田地，不是大地主也是中小地主了。

李逸觉得，最合理的税赋政策，其实应当是两税法，按户等收户税，按田亩徵收地税。

亩征两升粮，

就算是贵族官员的免课身份，也不能全免，只能按品级，减免相应数量的田地租赋，超出的仍得徵收。

而地少的百姓，仍按亩徵收，实际负担减轻，没地的就不用缴地税。

义仓粮也是如此。

这样才合理。

但是，他也清楚，这合理的两税法，却深深触犯了当权阶级的利益，想要推行，那是何等艰难。

可田地，也是国家根本，

均田制推行不下去，甚至府兵授不到田，打仗立功得不到勛田奖励，那么国家的其它制度，也就成了空中楼阁，

早晚要倒塌。

走神中，李逸听到裴矩上奏，请求常平仓加价收粮储备。

朝会结束，皇帝降旨，召宰相至崇贤殿议事，左右散骑常侍、左右諫议大夫、御史大夫等一併参与廷议。

高士廉今日没有参朝，

估计就是要议高士廉隱匿王密奏一事了。

看著长孙无忌好像很在意的样子，李逸却知道这次他们犯了大忌。

搞不好这甥舅俩，这次都要因此栽个大跟头，甚至可能都要退出政事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