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接著是封赏眾臣，荀或拜为“太子太傅”，位列三公之首，封秦国公，总领朝政，赐金五百斤、锦缎千匹；右相伏完拜为“太子少傅”，封鲁国公。

贾翊拜为“太师”，封齐国公；徐晃拜为“少师”，封卫国公；张辽拜为“太保”，封荆国公；郭嘉拜为“少保”，封荣国公。

至於程昱、荀攸、崔琰、毛阶、张部、许褚等人，也皆成为了开国国公。

次一等的郭淮、赵云、蔡瑁、文聘等人则是封侯。

当然这其中最引人瞩目的便是曹轩的舅家鲍家了，鲍家一下子出了两个国公，四个侯爷，令人羡慕不已。

这一连串的册封，既理顺了后宫尊卑秩序，又將外戚与宗室核心成员嵌入权力中枢，以血脉亲疏为纽带，织就了一张覆盖宫廷內外的稳固网络。

詔书抵达各府时，受封者或叩首谢恩，或举家欢腾，曹家新朝的根基，在这一道道硃笔詔令中，悄然理入了天下人心中。

另外便是曹轩早就定好的几个国策，也隨著登基詔书一同颁行天下，桩桩件件皆关乎国本，搅动著乱世后的山河格局。

第一道国策为“均田劝农”。

詔书明言，凡战乱中拋荒的无主土地，由官府登记造册，按人口分给流民与退伍士卒，每户授田五十亩，其中二十亩为永业田，可世代相传，三十亩为口分田，身死则收回重分。

同时减免新授田三年租税，鼓励垦荒，各地郡守需亲自督查农桑，秋后以垦田数量考核政绩。

第二道是“整饰吏治”，曹轩下令裁汰冗余官吏，凡年过七十、昏无能者一律致仕；郡县主官需每季度向中书省呈报政绩，由吏部牵头的考功司覆核，贪赃枉法者“轻则流放，重则弃市。

更首创“科举法”，命各州郡设州学、郡学、县学，凡持有大魏户籍者，皆可考取当地官府所设学堂，以半年为期，半年考核期满，可从县学升至郡学，最后入洛阳太学，培训两年方可授官。

另设“能吏科”，专选擅长农桑、水利、刑狱的实务人才，破格授官。

第三个国策则指向军方，各州要严格落实军政分离的国策，將野战军和治安军进行彻底拆分，

釐清权责，互不统属。

詔书明確规定：野战军直属中央兵部调遣，编制为“军”“营”两级，每军辖五营，每营定额二千人，配备重甲、强弩等精锐军械，专司对外征战、抵御边患及跨州平叛，其粮餉、军械由国库直接拨付，將领任免权归皇帝亲掌，各州牧守、郡守无权干预。

治安军则由各州牧守、郡太守直接统领，编制为“队”“屯”，每郡设两队，每队两千人，多由本地丁壮组成，职能限定为缉捕盗贼、维护地方治安、看守关卡驛站，若遇小规模叛乱，有权直接平叛，但却不能跨都行动。

原地方豪强私兵需在半年內进行解散，拒不执行者以谋逆论处，

第四道詔书则是鼓励工商，詔书中言辞恳切，明確提出“农桑为本，工商为翼”，將发展工商业提升到与农业並重的地位。

首先，朝廷取消过往诸多苛捐杂税，废除商人不得衣丝乘车等歧视性法令，凡经商满三年、无偷税漏税者，可获朝廷颁发的“信商”牌匾，凭此牌在各州县关卡可免查验、减关税。

同时，在洛阳、长安、鄴城等大城设立“市署”，由商部委派官员统一管理市场，规范度量衡，严惩欺行霸市、哄拾物价者，为商户营造公平交易环境。

最后一道则是“睦邻安边”。

对北方的鲜卑、乌桓等部族，不再一味征伐，而是允许其在边境开设互市；对南方的孙权、西边的刘璋，则送去书信，言辞恳切地表达“同属汉土，勿再兵戈”之意，虽未真正消弹割据，但至少换来了暂时的安寧，为新朝爭取休养生息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