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著眼前如山的史料，陆临川心中有了定计。

既然棘手，不如就做最简单的史料堆砌。

將记载重复的部分刪掉，按照时间顺序排列一下，对付对付就行了。

就像元朝修《宋史》那样流水帐式记录。

这样操作，至少不怕被人挑刺，落个“篡改史实”的罪名。

领导既然安排他来蹚这浑水，他总不能真以牺牲自己政治生命为代价去触碰那些尚未定论的敏感雷区。

主意已定，他立刻摊开稿纸，提笔蘸墨，毫不犹豫地动起笔来。

他用实录的標准格式，依序罗列日期与事件。

“兴元十八年春正月乙亥朔，上御奉天殿受朝贺，赐宴群臣。”

“丙子，吏部奏请京察，上允之。”

“丁丑，钦天监奏：彗星见东方，芒尺余。敕群臣修省。”

“……”

他完全不进行任何“笔削褒贬”的史家评判，只是机械地將不同来源档册中记载的事件按日期排列，刪去重复冗余的信息，如同一个高效的人形抄录机。

其余四位修撰的目光，不时地从书卷上方瞟过陆临川这边。

见他几乎不假思索，运笔如飞，下笔速度远超常人，不由得都瞠目结舌。

老修撰捋须的手停在半空，眼中满是惊愕；中年修撰眉头紧锁，充满不解；年轻修撰看得有些愣神；而角落里的吴修撰，脸上则掠过一丝复杂难明的神色，有惊讶，也有一丝不易察觉的轻视，大概在想：不愧是写《三国演义》这等话本出身的，修史书也这般……“流畅”？

陆临川埋头写了许久，手腕酸胀，终於搁笔。

他端起早已凉透的茶盏喝了一口，长长地伸了个懒腰。

眾人以为他遇到了棘手的问题，准备停下来向张大人请教，心里都在盘算著待会儿怎么委婉地劝这位新同僚不要“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没成想，陆临川只是稍作歇息，便又埋头继续他那流水帐式的抄录，根本没有任何要去请教或停下来的意思。

眾人心中疑惑更甚。

兴元十八年春，可有好几件极为敏感的大事，涉及当时君储关係紧张的端倪，他是如何轻易落笔、毫不迟疑的？

过了一会儿，砚池里的墨汁见了底。

陆临川立刻扬声唤书吏来帮忙磨墨。

一名书吏应声快步上前。

就在这时，顶头上司张弼步履沉稳地走了进来，锐利的目光扫过馆內，见陆临川仍在伏案疾书，嘴角不易察觉地向下撇了撇，带著一丝冷意。

他径直走到陆临川案前，也不言语，直接伸手拿起那叠墨跡未乾的稿纸。

“陆修撰，这就是你整理的实录初稿？”张弼目光如炬，扫视著稿纸上的內容，眉头越皱越紧。

他猛地將稿纸往桌上一拍，声音带著严厉的斥责：“史家重任，当以笔削褒贬为要！实录岂是这般简单堆砌？应当梳理脉络，挑选精要，捨弃芜杂，引用得当，秉持正道之价值观，扬善去恶，为尊者讳，更要警示后人！你这写的什么？流水帐？毫无史识！简直……简直敷衍塞责！”

他目光锁定在一段记录上，这正是陆临川也感到棘手之处。

实录中记载：兴元十八年春正月十五，世宗携朝中文武往京郊祭天，皇太子未到场。

问题在於，对於太子为何缺席这场重要祭祀，不同史料的记载互相矛盾，且都涉及敏感人物与背景。

《起居注》含糊其辞，仅记“皇太子有疾”；《东宫记注》则称“奉旨监理京营军务，分身乏术”；而另一份《祀典录》中却隱约暗示有大臣因事阻諫太子出行。

更棘手的是，祭祀仪式上，世宗皇帝还当眾提及太子，言语间流露不满，君臣奏对间又点了几位重臣的名。

作为实录，既要客观记录祭祀过程和皇帝讲话內容，又不得不对太子缺席这一显眼的事实做出解释，还要处理皇帝发言中隱含的对太子的不满情绪。

陆临川无法、也不敢深究背后的复杂原因和派系斗爭，索性將几种能找到的表面原因都杂糅写进实录草稿：“皇太子因疾及军务缠身，未能预祭。”

张弼指著这段，厉声道：“看看！看看！如此写法，史实不清，因果混乱，含糊其辞，实录岂能如此儿戏？这就是你陆状元的史才？”

陆临川心中早有预料，知道这位上司是刻意找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