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知道，明朝的三十税一，其税基看的是货值、是营业额，而不是商家最后所得的利润。

以米粮为例，假设现在行商甲从苏州府以石米四钱的价格，收购了十万石粮食，准备北上运往京师贩售。

在他僱佣的漕船，驶离苏州前，便会先遇见滸墅关。

这雄踞苏州的滸墅关，会徵收“船料税”与“货税”。船料税，类似运河通行费。其以船只梁头宽度的长短，为纳税標准。

以载重三百石粮，梁头宽度正好一丈的中型漕船为例，一艘船需交税76文。而一艘这样大小的漕船，在去掉预留损耗的空间后，仅能运粮240石。

想要將十万石粮食，全部运到京师。这行商甲足足需要僱佣四百一十多艘一丈船，一次缴纳的船料税就达32两多。

此外，便是这三十税一的商税：货税。

如果选择在苏州缴纳，因其携带的损耗粮更多的缘故。假设以石米四钱计，算上备用的损耗粮，这会行商甲的船队中，存粮总量应为十二万石。

十二万石粮食，市值四万八千两，需纳税1600两。

假设他此时不交货税，仅缴纳船料税，拿到通行证后，一路沿运河北上。

途中他还要经过上新河关、扬州关、淮安关、徐州关、济寧关、临清关等等钞关。隨著船队所处的位置，越来越往北，船队中的存粮在减少，但粮食的市价也在上涨。

最后在抵达京师时，如果他一路上都没有交货税，没能拿到完税凭证。那么他想要將自己这十万石粮食，送进京师，就只能在最后的钞关，京师崇文钞关缴纳货税。

此时，他的存粮剩余十万石，粮食的市价来到了石米七钱。十万石粮，市值七万两，需纳税2333两。

行商甲很聪明，人脉也很广。

早在出发前，他就通过京师的熟人，探听到了京师最近的粮价，並仔细计算过自己在何处交税所费最低。所以，他在苏州，就纳完了最低的1600两货税。此时拿著完税凭证，顺利將自己这十万石粮送进了京师。

然后开始寻找米行、粮店发卖...

市价七钱的粮食，粮店、米行这些经销商因要赚钱，他们的收购价肯定给不到石米七。

经过反覆的对比，行商甲找到了出价最高的一家粮店，他们给价：石米五钱五分。

行商甲爽快成交，然后开始盘算收益：

购粮时，十二万石粮食，了他四万八千两。

此时卖出十万石，入帐五万五千两。

毛利七千两。

七千两的毛利，再减去1600两货税，还剩5400两。

然后这5400两还需要支付船队人工、船只租赁、船料税、码头搬工、临时仓储、京师力夫、车马行板车租赁等等费用...

最后算下来，他的净利润，极有可能连四千两都做不到。

而这，还是李斌完全没有计算过在纳税时，税吏会额外收取如耗羡银、看船费等等灰色收入的情况下，算得的这一行商所得利润。

这会再看那因三十税一的税率，所缴纳的最少1600两税银，还会觉得这税率低吗？

正因有明一朝，额定的商税绝对谈不上低的缘故，才会有大量的权贵都在逃避商税。

正因大量权贵都在逃避商税，所以，秦金才会如此恼怒。以至於恼怒到，不惜连夜將自己这个便宜爱徒，叫来府邸，一顿痛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