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建议对从三品以上的高级官员从轻发落，或免于处罚，并尽量控制知情范围，不愿为红旗营效力者，可放其归乡；正四品以下官员，若为恶较小且不愿为红旗营效力，亦可放归。
正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对待被俘的敌方官员，并不是只有招降和诛杀两条路。
稍有远见的政治势力，对一些名声尚可却又不愿改换门庭者，通常会在稍作羁押后释放，以示势力领袖宽宏仁义，收买天下人心。
赵琏建议的好处显而易见——能迅速稳住大部分旧官和士绅阶层，便于红旗营快速稳定扬州形势，减少治理此地的阻力。
但其弊端也极其明显——这种依靠妥协换来的稳定，如同纸糊的城墙，经不起大风大浪的考验。
尤其是扬州这等地处前线、直面张士诚和元廷进攻的“桥头堡”地区，若是内部清算不彻底，吸纳了过多首鼠两端的投机分子，未来在与张士诚争夺淮东时，必将隐患无穷。
沉思良久，石山提笔蘸墨，在呈文上写下四条批示意见：
其一，准赵琏所请，按正三品官员规格，厚敛秦从德遗体，并由赵琏亲自为其撰文立碑，记述此人为官期间治政安民的贡献，淡化其效忠元廷、顽固不化之行。
秦从德为官三十余载，政声尚可，且未直接参与镇压红旗营的行动，双方并无血海深仇。
斯人已逝，借其身后名做些文章，既能安抚大部分旧官的情绪，稳定治下人心，亦可树立“重民生、轻愚忠”的正确价值导向，一举多得。
其二，迁蒙元镇南王孛罗不全家入江宁城，严加看管。其王府名下所有田地、房产、商铺、库藏，尽数核查充公。
镇南王爵位始自元世祖忽必烈第九子脱欢，虽然只是蒙元诸王的第二等级，但从镇南王封地定为繁华富庶的扬州，就能看出这个王爵的含金量极高。
事实上也是如此，当今元帝妥欢帖睦尔就曾多次下诏赏赐孛罗不，对其亲厚有加。
石山之所以留下孛罗不的小命，自然不是因为此人血脉尊贵，就应该享有免死特权，而是为了日后红旗营征服和分化漠北草原提前谋划布局。
孛罗不能成为吉祥物，享受了石山的“优待”，扬州城中的其他蒙古贵族就要为这个“优待”买单。着傅友德严加甄别，若无特殊利用价值者，不必押送江宁，可就地处决，以儆效尤。
其三，淮南行省平章政事秃思迷失以下，所有蒙古、色目籍官员，需逐一严格甄别。确有真才实学，且愿真心归顺为红旗营所用者，可在查实其作恶不深后，酌情留用，以观后效。
其余冥顽不灵、平庸无能或恶行累累者，不必怜惜，尽数处决，家产悉数抄没充公。
正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任何时代，高官显贵背后除了“法定允许”跟其享受好处的亲族，还有庞大的豪商、大户等利益集团，彼等倚仗权势，盘剥百姓，吸食民脂民膏。
此番政治清算的重点便是这些人，以往吞下去多少，现在都要连本带利吐出来！
这些人中难免会有无辜，但“驱虏复汉”绝不是响亮的口号，而是坚定的政治行动。
——新朝欲立，必先触动乃至打翻旧有上层的利益格局。唯有狠杀一批贵人，方可断绝本方势力中的动摇者后路，再以抄没的部分财货田产用作再分配，方能换取新生力量的真心拥戴。
其四，汉人官僚，需区别对待，不可一概而论。
贪酷害民，恶行昭彰者，明正典刑，以快人心；勤政有为，声誉尚佳者，尽力争取，量才留用；若仅微瑕且不愿投效者，可勒令其交出任上非法所得的财货后，酌情放归故里。
正如秦从德所料想的一样，红旗营势力急速扩张，需要大量精通政务的旧官僚协助治理地方，但这个新生的政权犹如幼苗，根基尚浅，不宜留用太多旧官僚，以免污染暂时还比较纯洁的队伍。
石山并不介意杀人，但杀人只是解决问题的手段，而不是目的。
客观上讲，汉官并不会因为身份是汉人，就比蒙古、色目官员更纯洁更清廉，甚至还有相当一部分汉官为了巴结异族主子，欺压起同族来，比外族更加凶残酷烈。
这些人就该明正典刑，杀之方能大快人心。
但剩余的汉官就不能一股脑都杀了，他们以宗族、姻亲、师从、同年等复杂纽带，与众多士子和官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后者也是红旗营的统治根基之一，无端牵连过广，无异于自毁长城，动摇根基。
批示完毕，石山又拿起丹徒县王宗道送来关于如何处置镇江史氏的呈文。刚翻阅到一半，胡惟庸便被亲卫带到了官厅。
“元帅！经历司经历胡惟庸奉命前来！”胡惟庸躬身行礼，声音沉稳。
“子中，坐。”
石山抬头随口招呼了一句，便继续低下头翻阅王宗道的呈文。
胡惟庸对元帅的处事习惯尚不完全熟悉，不敢真的放松，只是略显拘谨地在客座稍沾边沿，便危襟正坐，目光低垂，不敢四处打量。
他的思绪不由得飘回到一年多前。
石山挟鲁钱河大胜之威慑服郭子兴等人拿下定远时，胡惟庸尚在江南各地游学。
从旁人口中听到几经转手、早已失真的消息，只知道定远老家遭了“贼乱”，却不了解石山的为人和能力，不敢贸然回归，只能一边躲避徐宋大军制造的动乱，一边等待江北的消息。
这一等，便是近一年光景。
待到石山在徐州城外大破元廷十万大军的消息轰传天下，胡惟庸才猛然惊觉，占据自己老家的石山真是了不得的枭雄，断定此人有争霸天下的魄力和能力。
他急忙收拾行装赶回江北投效石山，但彼时石山根基已固，正准备渡江南下。
石山即便再不通元末历史，对在原历史位面上“大名鼎鼎”的胡惟庸，还是略有耳闻的。他亲自考校了此人的见识和才学后，便将其安排在元帅府经历司任职，意在近处观察其品行能力。
几个月下来，胡惟庸不仅展现出锐意进取、勇于任事的优良品质，理政思路也颇为清晰，处事手腕灵活，是个值得培养的好苗子。
石山此番召他前来，便是想再给此人一个锻炼的机会，看看他能否担得起更重要的职责。
终于翻阅完手中的公文，石山放下笔，揉了揉略显疲惫的眉心，抬头看向正襟危坐的胡惟庸，脸上露出温和的笑意，道：
“子中，你可曾去过高邮？”
胡惟庸心中猛地一跳。他其实只是早年游学途中经过高邮，并未在那里长时间停留。但他敏锐地意识到，石元帅此问绝非闲谈，而是对自己这段时间努力的一种认可，意欲赋予重任。
一股狂喜顿时涌上心头，他赶紧强行压下心中激动，脸上刻意保持着镇定，沉声答道：
“回元帅，下官曾途经彼处，略识路径。元帅可是想遣下官出使张周？”
张士诚在高邮建国称王的消息早已传遍四方，如今镇朔卫又进军近在咫尺的扬州，双方爆发冲突的可能性极大。
结合这些公开和半公开的信息，分析出石山有意派人出使张士诚，并不算什么难事。
换成其他人，即便猜到这层意思，多半也会佯装不知，以免落下“揣度上意“的恶名。但胡惟庸投效石山的时间晚，资历浅，唯有表现出积极主动、勇于任事的态度，才能让元帅留下深刻印象。
石山自然不在意这些细枝末节，直接问道：
“惟学（傅友德表字）已经攻破扬州。此战期间，张周兵马曾有异常调动。对此事，你如何看待？”
胡惟庸在民政方面颇有天赋，但对军事谋略便有限了。不过他心里清楚，石山此问的重点，并非真的要他分析是否该与张士诚开战——此等军国大事，还轮不到他一个小小的经历置喙。
他沉思片刻，组织语言，答道：
“张士诚据五城之地便敢僭越称王，足见其野心勃勃，绝非甘居人下之辈。扬州距其伪都高邮不过百里之遥，且扼守其南下要冲，堪称咽喉之地。
我军攻取扬州，张士诚若是毫无反应，反倒显得不合常理。其兵马异动，乃是必然；若按兵不动，反而可能暗藏祸心，图谋更大。”
“不错！”
石山对胡惟庸的洞察力表示赞许，微微颔首，继续追问。
“那依你之见，我红旗营与张周之间，当下应如何界定彼此的关系？”
得到元帅的鼓励，胡惟庸心头更热，当即侃侃而谈：
“下官以为，我军既取扬州，张士诚在淮南之地便再无向西和向南拓展的空间。其部若想壮大，唯有继续向北，攻取淮安路诸城。
而我军则可顺势继续向东，进取泰州、通州等地，将整个扬州路彻底纳入掌控。如此，方能隔江与浙北之地连成一片，根基才更为稳固。”
石山听到这里，心中暗自摇头——这仍是典型的书生之见，过于理想化了。
张士诚若能如此识趣，主动让出泰州，那他就不是那个敢以五城之地便称王建制的张士诚了。
但对敢说敢做的年轻人，还是要以鼓励为主，石山并未出言打断，而是继续不动声色地点头，示意胡惟庸说下去。
胡惟庸尚未察觉自己已在石山心中留下了“书生之见”的坏印象，他主张红旗营继续东进，自认为是有充分理由的，继续阐述道：
“元帅明鉴，张士诚目前所据之地，虽有煮海晒盐之利，钱帛或可不缺，然淮东之地，粮产有限，更兼缺乏铁矿。此人纵能凭借盐利一时聚集数万兵马，却难以长久维持。
若在此时再与我强盛的红旗营交恶，其败亡之期，恐只在旦夕之间。反观我军，坐拥江淮粮仓，又控制多处矿冶，粮、铁两项皆不匮乏。
眼下的局面，是张士诚有求于元帅，而非相反。下官正好可以借此良机，向其晓以利害，明确上下尊卑之分，定下往来章程！”
胡惟庸最后这句“明上下尊卑”，口气着实不小，但也有些想当然。张士诚已然称王，不狠狠地干一仗，打灭此人的傲气，想让他俯首称臣？基本是不可能的。
不过，胡惟庸对张士诚面临困境的分析，倒也算切中要害，颇有道理。
“好！”
胡惟庸有才能有干劲，值得培养，石山心中已有决断，道：
“此番便由你负责出使高邮，与张士诚交涉两部边界和携手抗元等诸般事宜。你须遵从以下原则……”
……
ps：“青军”吃人魔张明鉴是元末众多反抗元廷暴政，最后却走向堕落的义军头领典型。书中的位面，此人早早就被石山收编，扬州等地也被石山拿下，肯定不可能再遵循原本的历史轨迹。
本章用少量篇幅描写张明鉴，以展现石山深度介入天下大势后，不同历史人物截然不同的命运走向。其中，自然也包括胡惟庸这个争议颇大的历史名人。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