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杜自远肩上的任务压力巨大，心里的疑虑也同样巨大。情报人员共同的职业病，就是时时都有的疑心。尽管他们经过训练，能够把自己的疑心藏得很深，甚至深不可测。但疑心，总是如空气一般，悬浮在他们的周围。

杜自远绝不敢依靠武汉当地的公安部门，他甚至不敢依靠湖北调查局的力量。原因极其简单。这些单位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随时都要向上级汇报他们最近的工作。这些汇报的内容最后会流到什么地方，是杜自远不敢想像的。他担心这些内容可能会落在“水葫芦”的耳朵里。

楚伯林也明白杜自远的疑虑。他最后提了一个建议，“老杜，可否了解一下当地驻军的情况。如果可能，我们或许可以使用军队的力量，参与我们的秘密调查。”

杜自远很赞成这个建议。毫无疑问，军队与情报系统，与当地的公安系统，是完全不同的另一个系统。“水葫芦”未必有能力把手伸进军队里。他可以考虑利用。

思考片刻，杜自远立即给现任的武汉军区魏参谋长，也就是当年在落凤岭向武凤英宣布整编命令的六纵魏副参谋长打了一个电话。询问的结果让他大吃一惊，湖北省军区的司令员，竟然是原闽浙赣边游击纵队的副司令员李云林。

杜自远放下电话时就明白，他终于找到一个他可以信任的人了。

第二天，老罗经过一番周密的安排，杜自远和秦东海于傍晚登上了前往哈尔滨的火车。他们此行的公开任务，是调查刚刚在哈尔滨发生的外国间谍案。

列车经过天津时，停车六分钟。杜自远和秦东海利用这个机会在站台上转了一转，活动一下身体。他们还在站台里的售货车上买了一袋子“十八街”大麻带回到车厢里。入夜，十一点多钟时，他们悄悄在唐山下了火车。

这是一架美国道格拉斯公司于一九三六年设计生产的dc-3型客机。它有两台1200马力的“pratt & whitney r-1830”式发动机，最大时速为368公里，舱门设在机尾的左侧。用今天的眼光看，它最多只能算是一架小型客机。因为它的载客量只有二十八人。不过，它却有一个相当夸张的名字：“空中列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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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两位高层面前，其实没有杜自远说话的余地。他只能听着。

陈主任从他的皮包里抽出一份文件，扔到杜自远面前，说：“这是你送回来的！”

这个时候，当杜自远和秦东海乘坐的军用运输机，轰鸣着从唐山机场腾空而起时，悠悠往事，像云雾一样淹没了杜自远，让他心中颤抖，难以抑止。

一连十几天，他再也没接到“向部”的进一步指示。他只能在香港等待。

陈主任继续斥责说：“总有一天，香港我们是要收回的！但是，香港有那么多的国民党特务，始终和我们捣乱，我们能顺利收回吗！收回以后，我们能够安稳吗！你想没想过这些问题！”

办公室里很安静。窗外的阳光灿烂地照耀着，但杜自远的心里，却是一片灰暗。

会议地点就在“向部”的办公室里。参加会议的只有三个人：杜自远、“向部”，和办公室设在中南海里面的陈主任。

“向部”终于动了一下。他先拍了拍陈主任的手臂，似乎是示意他不要急躁。

杜自远心中恐惧，很担心因为“郑远山案”的失败，他会在这次会议上受到追究。但是，“向部”和陈主任，却一句也未提到“郑远山案”。

不久，杜自远通过秘密信使，将这份详细的名单和地址送回北京。

杜自远目瞪口呆。潜伏在香港的台湾特务，根本不在他的工作范围之内。陈主任却因此责怪他，仿佛是他造成了这么严重的恶果。

杜自远后来才知道，“向部”最后那两句话，其实就是“星辰”计划的核心。

一九五五年四月十一日的中午，杜自远送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黄佐竹登上的，不是这种飞机，而是另一架更豪华也更气派，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生产的l-749a型客机。他眼睁睁地看着黄佐竹沉稳地登上飞机。杜自远从他的脸上看出来，他是知道此去凶多吉少的。但是，他却脸上带着微笑，向站在飞机下的杜自远挥手。

那个时候，黄佐竹的妻子已经怀孕六个月了。他临行前对他妻子说的最后一句话是：“要革命就会有牺牲。你要多多保重自己。”黄佐竹因“克什米尔公主号”的爆炸而牺牲。和他同乘这架飞机的，还有其他十名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