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王济民，生於前朝大楚德礼五年，出生於武昌府。那时候的大楚，早已没了开国时的繁盛气象，帝王沉迷炼丹，朝堂被宦官和外戚把持，地方官绅巧取豪夺，民间早就民不聊生。

我家上数三代都是大夫，传到我爹王怀安这一代，在武昌府的名气早已传开。我家的医馆叫济世堂，隔著两条街就是长江码头。按理说，乱世之中，商铺最易遭兵匪劫掠，可我家医馆却从未出过事 —— 不是因为我们有靠山，而是靠祖辈传下的手艺和品德。

记得我七岁那年，武昌府来了一伙流寇，在街上抢了绸缎庄和米铺，眼看就要衝到医馆门口。

隔壁的张屠户嚇得关紧了门，我却看见爹依旧坐在堂屋里给一位老婆婆诊脉，手指搭在她腕上，眉头都没皱一下。

流寇头目提著刀闯进来时，正好撞见爹在给一个受伤的流民包扎伤口，那流民腿上的血浸透了布条，爹正用嘴含著草药嚼烂了往伤口上敷。

头目粗著嗓子问：“你这大夫，不怕我们抢你？”

爹抬起头，指了指墙上掛著的医者仁心匾额：“我这医馆，只有药和诊金，要抢便抢。只是这些流民刚躲过洪水，若是没了药，明天就得丟了性命。”

那头目盯著爹看了半晌，突然把刀插回鞘里，对身后的弟兄说：“这医馆的人是好人，咱们不碰。” 后来我才知道，那头目去年在码头得了急病，是爹免费给他治好了，还送了他两贴药。

乱世里，我家医馆的生意格外火爆。每天天不亮，门口就排起了长队，大多是面黄肌瘦的穷苦人。我跟著爹学医时，最常见的病症就是贫血和胃病 —— 老婆婆们坐在诊凳上，伸出的手枯瘦得像树皮，指甲盖泛著青白色；汉子们捂著肚子皱著眉，说吃了粗粮也不消化，夜里疼得直打滚。

我知道这些病的病根在哪里。有次我给一个叫狗蛋的孩子诊脉，他才八岁，却瘦得像五六岁的模样，眼睛却亮得嚇人。我问他娘，孩子是不是很少吃米粮，他娘红著眼眶点头：“家里的田被地主收了，只能挖些野菜充飢，偶尔能喝上稀粥，就算是过年了。”

我心里发酸，偷偷从后院的粮缸里舀了半碗米，想给他们送去，却被爹撞见了。爹没骂我，只是把米倒回缸里，蹲下来看著我说：“济民，你以为送这半碗米能救他们吗？今天送了，明天他们还是会来，你有多少米能送？”

我不服气：“可看著他们饿肚子，我难受。”

爹嘆了口气，指著医馆外排队的人：“这些人缺的不是一碗米，是能种米的田，是能安稳吃饭的日子。你现在送米，就像给快渴死的人滴一滴水，解不了根本。”

那时候我才十岁，满脑子都是医者救死扶伤的道理，根本听不懂爹的话。我看著他转身去给病人抓药，背影在昏暗的药柜前显得格外沉重，心里却满是不解。爹说，时间会告诉我答案，可那时候的我，只觉得时间过得太慢。

隨著我长大，天下越来越乱。大楚崇德十年，武昌府遭遇了百年不遇的旱灾，长江水位降到了见底，地里的庄稼全枯死了。米价一天一个样，从最初的一文钱一斤，涨到了后来的三文钱一斤，普通百姓根本买不起。我家医馆的病人也越来越多，很多人走著来医馆，诊完脉却连两文钱的药费都拿不出。

爹总是摆摆手说：“药先拿回去吃，等有了钱再给。” 可我知道，那些人大概率是永远也拿不出钱的。

有意思的是，那段时间来医馆的富人也多了起来。这些人的病和穷人正好相反 —— 不是贫血，而是积食；不是胃病，而是痛风。有次武昌府的盐商刘老爷来诊病，他挺著圆滚滚的肚子，一进门就喊著烧心，说前一天晚上吃了四只燉鸡、一碟红烧肉，还喝了半斤黄酒。

我给刘老爷诊完脉，说：“老爷这是吃多了，得清淡饮食，我开两贴消食的药，您按时吃。”

刘老爷掏出一锭银子，足有五两重，放在桌上叮噹作响：“小王大夫，这点银子你拿著，药你隨便开，只要能让我舒服就行。”

我看著那锭银子，突然想起了门口排队的穷人，於是对刘老爷说：“老爷，这银子我不能要。您要是真想治病，不如把这银子换成米，在府门口设个粥棚，施粥三天。您积了德，病自然就好了。”

刘老爷愣了一下，隨即拍著手大笑：“小王大夫说得对！我这就让人去办，也算是为百姓做件好事。”

可第二天我路过府门口时，根本没看到粥棚。后来才从伙计嘴里听说，刘老爷回去后就把这事忘了，当晚还请了戏班子，在家唱了一整晚的戏，桌上依旧摆满了山珍海味。

我把这事告诉爹时，气得手都在抖：“这些富人怎么能这样？说好了施粥，转头就忘了！”

爹正在碾药，药碾子转得咯吱响：“你以为他们真的想施粥？不过是为了让你安心给他们治病，说些场面话罢了。”

“那到底是为什么？” 我忍不住问，“是天下的人口太多，粮食不够吃吗？”

爹停下手里的活，走到窗边看著外面的街道，沉默了半晌才说：“不是粮食不够吃，是粮食都在少数人手里。你想想，武昌府有多少田地？大部分都在官绅和地主手里，他们占著几百亩、几千亩的田，却不用交多少税。朝廷收不到他们的钱，就只能把税加在百姓身上。百姓种著自己的田，却要交一半的税，到最后连自己都养不活。”

“那为什么没人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