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里弥漫着劣质香烟的呛人气味、陈旧纸张的霉味，还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混合着紧张情绪的味道。

办公桌后坐着两个人。

一个约莫四十多岁的中年人，穿着洗得发白、领口袖口都有些磨损的旧军装，左臂上套着醒目的红袖标。

他脸庞方正，肤色黝黑，嘴唇紧抿，眼神锐利，透着一股久经历练的精明和不容置疑的威严，显然就是电话里的“老郑”。

他旁边坐着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同样戴着红袖标，嘴唇抿成一条直线，手里紧紧攥着一支钢笔和一个崭新的硬壳记录本，表情严肃，努力模仿着老郑的冷硬，却仍透着一丝新人的拘谨和刻意。

“是阳光明同志吧？请坐。”

中年人老郑指了指办公桌对面的椅子，语气还算平和，但像冰层下的水流，没什么温度。

“谢谢郑同志。”阳光明依言坐下，腰背自然地挺直，双手平放在膝盖上，目光坦然而平静地迎向对方审视的眼神。

“我们找你来，主要是根据组织程序，了解一下李卫东同志平时的思想表现、工作作风、为人处事，以及昨天事发时的一些具体情况。”

老郑开门见山，没有任何铺垫，话语像出膛的子弹，“请你本着对组织负责、对同志负责、也对自己负责的态度，如实回答，不要有任何隐瞒，也不要掺杂个人情绪。明白吗？”

旁边的年轻人立刻翻开记录本，拧开钢笔帽，做好了记录的准备，笔尖悬在纸面上方。

“好的，郑同志。我一定全力配合组织调查，如实反映我所了解的情况。”阳光明语气诚恳，眼神清澈。

询问开始。

问题像精确的手术刀，主要切割在几个关键区域：

李卫东平时的为人处事风格、具体的工作态度和表现、流露出的思想倾向；

昨天事发前在办公室的状态、有无异常言行；

以及最核心、最敏感的部分——张玉芹和李卫东之间是否存在足以引发栽赃陷害的深刻矛盾？阳光明本人如何看待张玉芹陷害李卫东的可能性？

阳光明按照韩鸣谦的叮嘱，态度鲜明，立场坚定，回答条理清晰，语气沉痛而有力。

当被问及对李卫东私藏传播反面资料行为的看法时，他眉头紧锁，声音里带着一种深切的痛心和毫不掩饰的劈判：

“李卫东同志的这种行为，性质极其恶劣，影响极其严重！

这绝不是简单的个人错误，而是对组织原则的严重背叛，是对格命事业的公然挑战！

对这种行为，必须进行最严厉的劈判和坚决的抖争！

我本人对此感到无比愤慨和痛心！我完全理解并坚决拥护工宣队代表组织对此事的严肃处理！”

（注：有些错别字用词，是规避审核的必要改动，请谅解。审核的尺度也是一直在变化，有的时候可以，有的时候就不可以。）

谈到李卫东平时在秘书组的表现，他语气转为一种客观的陈述，内容详实，层次分明：

“李卫东同志在工作能力上，是有一定基础的，处理日常事务也算熟练。但是……”

他话锋一转，语气变得严肃，“他的个人主义思想比较严重，具体表现在：嫉妒心非常强，尤其见不得其他同志，特别是像我们这样刚参加工作的年轻同志，在工作上取得成绩、得到领导肯定。

每当这种时候，他的情绪反应就比较负面。

在集体观念方面，也比较淡薄，不太愿意主动参与集体活动，有时显得游离在外。

工作中协作精神不够，有时只顾自己那一摊，显得不够团结。

为人方面……”

阳光明略作停顿，似乎在斟酌用词，“有时显得不够坦诚，不够光明磊落，会有些……小算计，比较计较个人得失。这些，办公室的同事应该都有所感觉。”

关于张玉芹和李卫东之间是否存在深刻矛盾以及陷害可能，阳光明的回答更是斩钉截铁，掷地有声：

“据我平时在办公室的观察，张玉芹同志和李卫东同志之间，确实存在一些工作配合上的小摩擦，或者因为性格差异导致的口角争论。

比如对某个报表格式的看法不同，或者对某个通知措辞有分歧。但这些……”

他加重了语气，“都是些鸡毛蒜皮、非常具体的小事，完全属于正常的工作范围内的不同意见，或者性格上的磨合问题！

绝对上升不到你死我活、需要栽赃陷害的地步！

说张玉芹同志会陷害他，这简直是天方夜谭，毫无根据！”

阳光明的脸上浮现出强烈的愤慨，“李卫东同志昨天在楼梯口，面对组织检查时，那样不顾事实、信口雌黄地攀诬张玉芹同志，纯粹是狗急跳墙！

是极端不负责任的疯狂行为！是对格命同志之间互相信任、互相帮助关系的严重破坏！是对秘书组团结的恶意中伤！

我对此感到非常震惊、非常愤慨和深深的痛心！这恰恰暴露了他思想深处更大的问题！”

他的回答逻辑清晰，立场鲜明，态度端正，与韩鸣谦、周炳生、张玉芹之前被询问时的说法高度一致，形成了一道严密的证言链。

尤其是关于张玉芹陷害动机的彻底驳斥，那番义正词严、充满感情色彩的论述，让老郑严肃的脸上微微松动，不易察觉地点了点头，眼中闪过一丝认同。

至于阳光明本人是否有嫌疑？

这个问题几乎没有被深入触及，甚至没有作为一个正式问题被提出。

李卫东自己后来在压力下虽反口喊冤，但并未再次攀咬阳光明。

更重要的是，昨天事发时，阳光明有明确的不在场证明——

从早到晚，包括张玉芹、周炳生在内的多位同事都能证明他没有进过秘书组办公室，也就未曾接触过李卫东的办公桌和私人物品。

这些早已形成了一道无形的、看似无可辩驳的防火墙。

老郑和年轻人在询问前显然已经掌握了这些关键情况，他们的提问重点始终牢牢锁定在李卫东的“思想本质”和排除张玉芹的嫌疑上。

对阳光明，更多是例行公事地确认细节，走完程序。

询问过程持续了大约半小时。

老郑问得很细，每一个问题都像在夯实证据链的基石。

他的态度并不咄咄逼人，甚至在某些时刻带着一种引导性的、近乎“友善”的平稳，显然心中早已有了倾向性结论，这场问话更像是为了完善卷宗。

年轻的记录员则全神贯注，一丝不苟地记录着，钢笔划过纸张发出单调而持续的“沙沙”声，在寂静的房间里格外清晰。

最后，年轻人停下笔，将记录本推到阳光明面前，指着下方空白处：

“阳光明同志，这是根据你刚才的陈述所做的笔录，请你仔细过目，看看有没有记录不准确、表达不清晰或者与你原意有出入的地方？

如果没有异议，请在下方签名确认。”

他的声音带着新人的一丝紧张。

阳光明没有忘记韩鸣谦近乎严厉的叮嘱。

他双手接过记录本，看得非常仔细，逐行逐句地核对，目光在字里行间缓缓移动，仿佛在阅读一份重要文件。

内容确实是他所陈述的，措辞虽然官方化、书面化，但核心意思并无偏差，没有添加或删减关键信息，也没有出现可能引起歧义的诱导性词汇。

他拿起桌上那支公用的笔尖有些干涩的钢笔，在桌角那个印着“魔都墨水厂”字样的红墨水瓶里蘸了蘸，让暗红的墨水浸润笔尖。

然后，在记录员指出的位置下方，工整地一笔一划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阳光明”三个字，力透纸背，清晰端正。

“好了，感谢你的配合。”

老郑接过记录本，目光锐利地扫了一眼签名，语气稍微缓和了些，但依旧保持着距离感。

“这是我应该做的，郑同志。”阳光明站起身，微微颔首，转身退出了这间弥漫着无形压力的办公室。

走廊里午后的阳光有些刺眼，带着灼人的温度。

他站在门口，不动声色地深吸了一口气，肺部似乎还残留着工宣队办公室里那股混合着烟味、霉味和紧张的特殊气息。

他心中明白，在他签下那个名字的瞬间，李卫东的命运，已经如同坠入深井的石块，彻底沉入了无法挽回的黑暗。

事情的发展比阳光明预想的更快，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按下了加速键。

仅仅一个星期后，关于李卫东问题的审查结论和处理决定，就正式下达并通报全厂。

“开除公职，带走劳动。”

这八个字，像八颗冰冷的铅弹，沉甸甸地射入厂务办秘书组每个人的耳中，砸在心上。

虽然早有预料，但当这冰冷的判决被正式宣读时，办公室里的空气仿佛瞬间被抽空，带来一阵令人窒息的死一般的沉寂。

李卫东这个名字，连同他曾经存在过的所有痕迹，从此将从红星国厂的名册、工资表和日常生活中彻底抹去。

尘埃落定。

阳光明再次来到秘书组的办公室，几人闲聊，听韩鸣谦再次提起这个最终判决后，办公室里弥漫的气氛变得极其微妙。

最初的震惊和愤怒早已被时间冲淡，沉淀下来的是一种难以言说的复杂情绪——有唏嘘，有物伤其类的悲凉，有劫后余生的庆幸，还有一种卸下重负后的茫然。

没有人说话，只有窗外单调的机器轰鸣，固执地填充着沉默。

张玉芹是第一个打破沉默的。

她坐在自己的位置上，手里无意识地卷着一根磨得光滑的毛线针，眼神有些发直地望着桌面，许久，才长长地深深地叹了一口气，那叹息仿佛来自肺腑深处，带着沉重的疲惫：

“唉……人嘛，总归是走了。

不管他以前做过啥，说过啥得罪人的话，现在落到这步田地……也真是够惨的。”

她抬起头，目光缓缓扫过韩鸣谦、周炳生，最后落在阳光明年轻的脸上，那双眼睛里带着试探，也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近乎恳求的意味：

“韩主任，周师傅，小阳……毕竟同事一场，在一个屋里头待了这么多年，最后这点情分……我想，大家能不能……意思意思？

不拘多少，几块钱，或者几张粮票、油票啥的，凑一点，托人给他家里捎去？

听说他老娘的身体一直不大好……多少……也是一点心意。就当是……送送他？算个了结？”

阳光明沉默着，必要的时候，他的那颗心硬如铁石。

他内心平静无波，甚至觉得张玉芹的提议有些多余，像是对既定结局的一种软弱无力的粉饰。

对李卫东，他没有任何怜悯，只有一种隐患彻底清除后的冰冷的平静，像擦拭干净的刀锋。

但他不会让这种情绪流露分毫，脸上保持着一种符合年龄的、略带沉重的默然。

韩鸣谦端着那个印着“先进工作者”红字的搪瓷茶杯，看着杯口氤氲的热气袅袅上升，眉头习惯性地微蹙着，形成一个深刻的褶皱。

他显然极不愿再与“李卫东”这个名字产生任何形式的关联。

但张玉芹的话，带着一种朴素的人情压力和同事间心照不宣的默契。

他沉吟了足有半分钟，手指在温热的杯壁上摩挲着，终于开口，声音低沉得像是从胸腔里挤出来：

“私下里，力所能及，帮一把他家里，也算……仁至义尽了。

但记住，仅此而已。

不要声张，不要有任何书面或形式上的东西。悄悄办了，就完了。”

这就是默许了。

周炳生一直低着头，听到这里，他推了推鼻梁上厚重的黑框眼镜，依旧没说话，但他始终记得李卫东曾经帮助过他。

他慢吞吞地从洗得发白的中山装上衣内袋里，掏出一个用蓝布缝制的、边角磨损的小钱包。

他的动作带着一种老知识分子特有的、近乎刻板的认真。

他小心翼翼地打开钱包，从里面仅有的几张纸币中，抽出两张皱巴巴、边缘都起了毛的五元纸币，轻轻地、几乎无声地放在自己面前的桌面上。

张玉芹立刻像是松了一口气，脸上挤出一点感激的神色，连声道：“谢谢周师傅！谢谢！”

她自己也急忙拉开抽屉，拿出一个印着小碎的旧布钱包，手指在里面摸索着，数出三张一元纸币和几张半斤的魔都市粮票，也放在桌上。

阳光明也行动起来。

他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拉开抽屉，拿出一个旧牛皮纸信封，里面是他平时积攒的一些零钱。

他抽出两张相对平整的一元纸币和一张半斤的粮票——这些票证对他来说意义不大，冰箱空间能提供更丰富、更充足的选择，但此刻拿出来，却是最合适、最不易引人怀疑的“心意”。

他把钱票放回信封，走回秘书组办公室，轻轻放在张玉芹桌上：“张姐，我的一点心意。”

韩鸣谦最后也从上衣口袋里摸出两块钱，走过去，放在那堆小小的钱票旁边。

他没再多说一个字，甚至没看那堆钱一眼，转身就回了自己那间小小的主任室，关上了门。

几张颜色深浅不一、新旧各异的纸币和几张零散的、印着“魔都市粮食局”字样的票证，静静地躺在张玉芹那张堆满文件的桌面上，像一份沉重而寒酸的祭品。

全部加起来，将近二十块钱和几斤粮票，不算少了。

在这个物资极度匮乏、一分钱掰成两半的年代，对于李卫东即将面临的“劳动”生涯，以及他那个本就风雨飘摇的家庭来说，仍然只是杯水车薪，聊胜于无。

但这已是秘书组这几个人，能给予这位曾经的同事，最后的也是唯一的一点带着复杂情绪的关联和微弱的温度。

阳光明和韩鸣谦都明确表示了不想再与李卫东有任何直接接触，周炳生也沉默地摇了摇头，表示不便参与。

张玉芹理解地点点头，脸上带着一种承担了某种使命的凝重。

她麻利地把桌上的钱和票收拢起来，用一块洗得发白、印着淡蓝色小的干净手绢仔细包好，四角对折，再紧紧裹了几层，最后塞进自己罩衫的内侧口袋里，还用手在外面按了按。

“这件事就交给我吧。我晓得他现在关在哪里，想办法托个可靠的人送进去。放心，悄悄的，不声张。”

她拿起那个小小的，却裹着几位同事最后一点复杂情谊的布包，步履略显沉重地走出了办公室。

门在她身后轻轻关上，发出轻微的“咔哒”声。

阳光明回到自己的办公室。

窗外，骄阳炽烈如火，炙烤着大地，阳光依旧明晃晃地照在窗棂上。

李卫东这个名字，连同他那张因嫉妒而扭曲的脸庞，终于如同投入汹涌黄浦江的一颗小石子，在时代浑浊而湍急的洪流中，彻底沉没，消失无踪，再也不会泛起一丝涟漪。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