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论读书鉴史，当刘义隆最甚，刘义符整日奔走各方，於军营于田野于于市井於台狱，时间匆紧，顏延之三日一教，怎还能如此博闻？

往昔他也同刘义符这般侃谈，只可惜为郑鲜之驳斥，加之位及人臣之巔，为防失態露丑，渐而少论。

念及此处，刘裕愈发不愿令其离於身侧，这治世道理层出不穷，至乎要比郑鲜之、顏延之二人还要过甚，每日相询一番，皆能有所新悟。

“天授武略於身，亦授子於文乎？』刘裕心中慨然道。

裴松之若晚生百年，听此心言而为宋书作注，多半会於刘裕慨慰讚誉中，以春秋笔法引道：生子当如刘车兵。，当然，他断不敢如此冒犯，更不敢犯太宗忌讳。

“儿以夏之蚊虫为例，段熲为极寒之气，驱灭虫蚊，四季交替，如日月更替，是为天道，无可取缔，剿灭一时，数代后繁衍生息，亦会席捲復归。”

刘义符坐下说道：“北方纷乱，皆是胡主，羌人都可自立一国，王化匪浅，父亲加以引导治化，不用数载，亦如中原江左百姓无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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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何良策？”刘裕问道。

“儿浅薄之见，认为范雎之策於治理无用，乃是竭泽而渔，治羌任重而道远，须刚柔並施，归化其为晋民，一视同仁各族，往后无羌、氐之分，唯有晋与他国民之分。”

要想將隔阂解开，先不要给胡人加上蛮夷的枷锁，消除偏见，交融於秦民，久而久之，便无胡汉之分。

虽说往常是羌人当道，但偏见已然不少，尤其是那些士家子，一□一个胡虏的骂名，纵使是气性使然，刻板印象之下，自然有了纷爭。

鲜卑人辱汉，也慕汉，胡人皆是如此。

慕汉土、汉文、汉制，辱汉武』、汉仁』。

言至於此，刘义符直言道：“姚氏为羌人之主，父亲宽恕姚泓，又赦免其子，於羌人眼中，该会如何看待？”

不等刘裕出言，刘义符自答道：“仁义不分民族，昔魏武挟天子以令诸侯，孩儿想封予其爵职，以其名驱使羌—晋民，为首的便是散於各郡，待关陇岭北收復，大有放牧之地，父亲可施加恩惠，届时定有甘愿去留者，各自安置，离去放牧的，施以牧官，成建制蓄养牲畜，如战马、牛羊，愿留於京兆左右，可施以田亩，令其耕耘农桑，以补漕粮之需。”

言罢，刘裕疑虑俱散，顿然开朗。

將姚佛念视作刘协，甚至不用其名讳，將他当作令符，只用摆在那，羌民便能信奉调遣，刘裕连皇室都能善待，更何况他们这些平民？

光是以言语保障，即使刘裕父子二人素有信义，从未违诺，但无实质利害作保，与那群夸夸其谈的士人有何分別？

若刘裕真心待他们，又以姚佛念作引，止胡夷之言论，犯律者严惩不贷，用不著一年半载，分遣於各地。

刘裕听完一席话，思如泉涌，诸多谋划如潮水般浮於脑海，神情欢喜，脸色红润，数刻后，开怀大笑道：

“得子如此，父復何求吶！”

“秦灭，高祖经略关中。时值胡汉杂处，治道繁难。帝乃以范雎、段熲之事为鑑，令胡汉摒弃嫌隙，皆为晋民。凡以胡汉为异者，严加惩之。以分胡汉而交融，去京兆者，或加赏赐，徙陇岭以牧，置官统之，司度而牧马。留者，分授亩，督其勤力耕桑。举德望胡主，善礼示之，信义作质，號令诸部。高祖闻之，大悦，遂纳，曰：生子如此，父何求之！』”

《宋书·卷二·文帝纪上》

“凡以胡汉为异者——信义为质，號令诸部——”

《治记·卷三·宋文帝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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