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止，可能殿下也在。”

马车在教堂门前缓缓停下。

率先走下车的是莱岑夫人，她身着墨绿斗篷，步伐沉稳，一言未发地撑起一把伞。

随即，一只小巧的靴子踩上湿润的石阶，紧接着，便看见一袭剪裁得体的黑色呢裙和镶有珍珠扣的斗篷。

她没有戴面纱，也没有遮挡自己的神情，只是那张仍带着稚气的脸庞上，多了一层未曾有过的庄重。

“天真冷。”她轻声说道。

英国王位假定继承人，亚历山德丽娜·维多利亚公主。

马车另一侧，肯特公爵夫人也被约翰·康罗伊爵士搀扶着缓步走下车。

虽然只是出席一位警官的纪念活动，但从肯特公爵夫人今日的装束却足以看出肯辛顿宫的重视程度。

灰蓝色绸缎斗篷下是一袭礼服丧裙，胸前别着一枚象征哀悼的黑缎胸。

她的神情没有一丝多余的情绪波动，但目光所及之处，却让人下意识地挺直了腰板。

她没有立即上前，而是站在石阶之下，先行向罗万厅长与在场警官颔首致意。

罗万立刻上前几步，低声道：“殿下，夫人，你们大可不必亲自前来的。”

肯特公爵夫人微微摇头：“正因如此，所以不得不来。”

语罢，她抬头望向教堂前的母子三人，目光落在那两个年幼却强忍泪水的孩子身上，一时之间略有动容。

公爵夫人望向自己的女儿，轻轻拍了拍她的肩膀：“德丽娜。”

岂料还不等他说完，维多利亚已经走上前去，她并未言明身份，而是走到了卡利夫人身边，伸出手轻轻示意。

紧接着，便看见莱岑夫人递上了一束从肯辛顿宫带来的。

那是几支素雅如雪的风信子，包裹在细亚麻纸中，上面还缠着一根系得不甚工整的黑丝带。

“夫人。”维多利亚柔声开口道：“我在园里挑了这几支……我不知道现在该说些什么，但……但是我想，卡利警官肯定像我父亲一样，一样的伟大，我想让他知道，我们都还记得他。”

卡利夫人本已哽咽至极，这一刻却突然觉得无比安静。

她跪下身，将接过，轻轻点头，千言万语凝成一句：“谢谢您，殿下。”

维多利亚看到这里，忍不住抬起头去看亚瑟，直到她发现文法老师正微微点头，这才轻轻松了口气。

旋即，维多利亚向着教堂门内轻轻一挥手，冲着亚瑟吩咐道：“爵士，请带路吧。”

亚瑟微一点头，躬身向前，以最简约的礼仪回应了这位尚未加冕的王储之令。

“是，殿下。”

他的声音一如既往平稳，但脚下的步伐却比上一次来这里时从容了许多。

圣马丁教堂的大门被缓缓推开，亚瑟一手执伞，一手微举，身形笔直地站在一旁，引导着身后的人群进入教堂。

此时此刻，圣马丁堂内的座位便已经坐满了。

前几排留给了卡利的亲属与王室来宾，而剩余座位则早已被一些“冷浴场事件”发生后辞职的警官、同袍与赶早前来为卡利警长送行的市民占满。

穹顶下的座椅挤得满满当当，连过道边都临时放置了几张小凳子，不少警官看到这个情况，干脆站在过道两侧也绝无怨言。

教堂门外的雨仍未停，雾也未散。

而那些未能进入教堂的市民，只得在石阶下默默伫立。他们有的撑着雨伞，有的披着斗篷，还有的拄着手杖，甚至能看见几个抱着还在牙牙学语的孩子，但却无一人离开。

待一切落座，圣马丁教堂内部灯火微亮，祭坛前悬挂的黑纱与十字架交相映衬，作为主持的牧师点头示意后，亚瑟低声说了句：“开始了。”

他退后一步，长廊上做开幕演讲的发言者随即上前。

不是贵族，不是教士，不是墨尔本子爵或者罗伯特·皮尔爵士，而是一位年轻、穿着剪裁合体长外套的下院议员——本杰明·迪斯雷利。

他站上演讲台，没有带稿子，更没有设置提词板，只有一只左手轻轻搭在讲台边缘。

“先生们，女士们！诸位，不列颠的同胞们！”

他的声音不大，却异常清晰。

“我们今日站在此处，并非为了夸耀什么政策、辩护某个党派，甚至也不是为了争夺演讲席上那份可怜的光环。而是为了致敬一位没有头衔、没有勋章、也没有选区的不列颠人——罗伯特·卡利警官！”

仅仅一句话，迪斯雷利便让微微嘈杂的会场归于平静，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这位“为卡利一家募捐活动”的发起者身上。

“卡利先生没有发表过任何演说，更未曾撰写哪怕一句关于国家规划的备忘录，他不会在晚间社交场合递出印着金边的名片，也不会在议会走廊里以‘大人物的忧虑’的态度庸人自扰。他甚至没有进过议会，但他，却为了议会所保护的人民而死！”

听到这里，女士们忍不住抬手抹了抹眼泪，而紧邻着卡利夫人的肯特公爵夫人则轻声宽慰着这位与她同病相怜的可怜妇女。

迪斯雷利挥舞着右臂：“这是一位我们曾试图看不见的英国人，然而他的行为却让我们不得不唤醒对于他的回忆。有时候我在想，我们为何要在大理石下纪念某些人物，却对那些血迹还未风干、名字尚未写入史书的普通人集体失语？罗伯特·卡利就是这样一位无名者，可正是因为有他这样的人，伦敦才没有在混乱中失序！帝国才没有在夜色中溃烂！”

苏格兰场警官方阵中的不少人默默挺直了背，有人不自觉地捏紧了帽檐，还有的人正用手指轻轻摩挲着左臂上缠着的黑缎臂章。

迪斯雷利在演讲台上踱步：“卡利警长的死，让我想起了另一个夜晚。那是两年前，同样是一个雨夜，伦敦尚未从改革的激辩中走出，暴动悄然蔓延到了黑暗的街角。我的一位亲密的友人，同样的尽忠职守，同样的在一片混乱中倒下。那一夜，我曾怀疑他是否还能醒来。然而今晚，我知道卡利警官永远不会再醒来了。

这不是简单的巧合。这是命运在用相同的剧本警示我们：当国家最需要冷静和秩序时，承担代价的不是我们这些坐在红木椅上的人，而是那些站在瓦砾废墟后不曾后退的英雄。

是的，卡利死了！他死在一个没有炮火却充满愤怒的夜晚。他不是倒在敌人的火枪之下，而是倒在我们自身的裂痕之间！那个夜晚的伦敦，不需要火器，愤怒本身就是燃料！不需要敌人，同胞本身就是挑战！

他本可以退下，苏格兰场的命令上没有让他死这一条，而他的职责也不要求他去死！他只是看着混乱，看着暴力，看着每一个可以逃走的机会，然后留了下来。这，诸位，这不是英雄主义，这是国家责任感的最高表现！”

迪斯雷利说到此处，语调骤然一顿。

现场掌声顿时如雷鸣般响起，然而，这位犹太青年却并没有享受沐浴在掌声中的快感，反倒是出人意料的双手下压，示意观众们先停一停。

“我必须说：如果我们今日只为罗伯特·卡利低头默哀一分钟，明日却依旧对那些站在街头、穿着制服、拿着警棍的年轻人视而不见，那我们的哀悼便是虚伪的，我们的眼泪便是矫情的。我并不总是与政府看法一致，但我今日要直言一句：当一个国家对它的守夜人吝啬记忆时，它离沉睡也就不远了。

至于那些曾因警棍而抱怨暴力的人，我想提醒一句，倘若你对文明杖有所不满，那请你务必感谢卡利警官没有拔枪。他的自我克制，比议会当中某些阁下空口无凭的非暴力演讲更加有力！

未来，或许后人会将1834年称为改革的年份，又或者称其为重建的开端，但我会记得，这一年我们失去了一位用忠诚、坚守和死亡提醒我们什么是公民责任的男人。

我不认为我们今日所立之碑，能承载他的全部意义。但愿将来某位少年行经此地，看到那块写有罗伯特·卡利之名的石板时，会问一句：他是谁？而我们中的某人则会回答：他是那个选择留下的人。”

说到这里，迪斯雷利深吸一口气，又缓缓吐出：“愿你安息，卡利警官，在我们的良知尚未沉睡之前。”

掌声，经久不息。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