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12章 造反都不用死？！
说到底，找个权贵、高官依附，不过是商人阶级无可奈何之下，在整个社会系统性的歧视、排斥下，所能想到的唯一的办法。
只有这样，才能让商人群体，有一丝‘在专权制度下保障自身权益’的可能。
却也仅仅是可能。
问题的根儿，还是在商人群体自身的社会地位，以及社会对商人群体的系统性歧视。
话说的糙一点，其实就是：你是一条狗，就别怪其他人不拿你当人。
你主人再怎么牛逼，你也终究是条狺狺狂吠的狗。
主子高兴了，给你扔一块骨头，你是吃高兴了，别人却更鄙视你；
主子不高兴了，一脚踹你脑袋上，更或直接起锅烧油，你照样得受着。
有没有主子，你都是条狗。
没主子是野狗，有主子是看门狗——都是狗。
任你狗仗人势到极点，更或是模仿人类模仿的再像，你也改变不了你是一条狗的现实。
而输粟捐爵，无疑便是给了商人阶级，一次‘重新做人’的机会。
老说商人阶级，在封建时代如何如何被鄙视，如何如何被系统性排斥；
却鲜有人知，封建时代，是如何歧视、鄙视，区别对待商人的。
至少在当今汉室，群众识别并准确歧视商人，是没有任何难度的。
首先，按照开国皇帝：太祖高皇帝所制定的法律条令，商人群体，是不能和其他群体居住在同一片区域的。
而是要设立专门的‘商人居住区’，将商人集体隔离起来。
虽然不会圈禁，允许商人自由出入自己家所在的‘商人小区’，却也给了群众最简单、最直接的鉴别方式。
——没资格和大家伙住一块儿，只能住在‘商人小区’的，就是卑贱的商贾！
再有，便是除了居住地，被官府强制规划隔离，商人们的‘工作场所’，也被严格的设置区域限制。
市这个字，想必后世人不觉得陌生。
在后世，某某市场，说的其实是专门卖某类商品的集市，如农贸市场、家具市场之类。
除了这些专门的市场，普通老百姓想卖点东西，也有许多其他的方式。
比如在路边摆个摊；
在巷子口支个板；
亦或是如武大郎那般，挑根扁担，沿街叫卖，也都是百无禁忌的。
但在封建时代，市，却是商人唯一可以做零售生意的地方。
任何门类、品类的商品零售，都必须在官府专门制定的‘市’进行，否则就是犯法！
哪怕是寻常百姓，想要卖个鸡蛋、卖两片菜叶，也得老老实实去‘市’做登记，然后得到一个临时摊位。
甚至就连商人和商人之间的货物流通，也必须在‘市’进行，否则就是一方货物来源不明，一方资金来源不明。
这罪名被当官儿的逮住，那可就要遭老罪了。
轻则散尽家财，流落街头，重则家破人亡，断子绝孙！
这就让群众，又多了一个可以鉴别商人，从而精准实施鄙视的渠道。
——在‘市’有固定摊位，甚至是商铺的，便是卑贱的商人。
在遥远的太祖高皇帝年间，其实还有更多的方式，来鉴别某人到底是商人还是权贵。
比如：贾人不得衣丝乘车，说的就是商人不允许穿丝、绸等精细布料制作的衣物，且不允许乘坐任何形式的畜力车；
所以，在那个时代，看到和农民一样身穿粗麻衣，身后却有仆从跟随，却又去哪儿都只能腿着去的，便能直接辨别其商人身份。
但这么多年过去，太祖高皇帝针对商人阶级，所制定的一系列法律层面的歧视，也早已经在岁月的侵蚀下，慢慢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一方面，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汉家逐渐从汉室初，哪个才刚从战争年代得以统一的‘严肃’时代，逐步来到文景之后，这个社会风气相对宽松的时代。
另外一方面，是太宗孝文皇帝为了休养生息，为了达成‘藏富于民’的政治目的，废除了关津制度，降低了人口流动的难度，刻意纵容了商人。
再有，便是输粟捐爵所遗留的后遗症了。
——严格意义上来讲，太祖高皇帝所制定的一系列法律条令，至今也都还是有效的，也依旧是没有人敢违背的。
问题不是出在高皇帝制定的法律条令没人遵守，也不是出在官府不严格贯彻高皇帝的法律条令；
而是出在输粟捐爵之制施行后，如今的汉家，已经没有‘商人’了。
何谓商人？
以当今汉室的法律规定，商人，会被单独列入‘商籍’，与列入农籍的民众严格区分开；
被列入‘商籍’的商人，原则上不享受任何国家福利，且不被纳入任何义务减免的范畴。
比如，某年某月某日，刘荣许天下大埔，也就是敞开了喝，录名于‘商籍’的商人便不会在此列；
再比如，刘荣赐天下民爵，亦或是赐酒肉、布帛，存在于‘商籍’的商人也同样不在此列。
普通人要服从的义务，商人要服从，普通人被减免义务，商人却不受减免；
普通人享受的权利，商人也几乎都享受不到。
哪怕是出现民事纠纷，官司闹到官府，只要其中一方是商人，也都会被官府区别对待，也就是偏袒不是商人的一方。
到这里，话题其实就有些诡异了。
怎么可能？
硕大一个汉室，家财巨万的豪商富贾都有几十家，又怎么可能‘没有商人了’？
再有，商人和老百姓打官司，画风不都应该是商人钱走通门路，和贪官污吏同流合污，欺压无权无势的底层民众吗？
官员不欺负老农就不错了，又怎么可能偏袒老农，去针对商人？
这一切的答案，便藏在那句略有些诡异的：如今汉室，几乎已经不存在‘商人’了。